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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於廷杖雖除，詩案史禍，較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來，名世之獄，嗣庭之獄，景祺之獄，周華之獄，中藻之獄，錫侯之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雖李紱、孫嘉淦之無過，猶一切被赭貫木，以挫辱之。”

“至於近世，戊戌之變，長素所身受，而猶謂滿洲政治為大地萬國所未有，嗚呼！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長素以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旍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倖免者。”

“要之，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於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矇蔽，而緩於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簡言之，在章太炎那裡，舊的國粹方面比康、梁還舊還深，新的西方的政體思想比康、梁還新還銳。章太炎的《與吳君遂書》，提倡力行，兼革命與學術於一身，其方法上傾向於以人文闡釋與科學實證相結合的治史途徑。

1904年，康、梁仍堅守立憲與改良的道路，但已失卻從前的影響力。本年，孫中山的《敬告同鄉書》，產生更大影響，康、梁之徒為之氣沮。“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湉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為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尚有他哉！”這個剖析，深入到康、梁的骨子裡頭去。當然，他們感銘於皇帝的知遇，這也沒什麼錯，但他們搞他們自己的一套便也罷了，可是他們偏偏在自己給清廷打得抱頭鼠竄之際，還對革命者的搭救毫不領情，並在海外毀壞後者的名聲，口舌間所持有的一套還是清廷的語彙，其在海外的行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其手，莫名其妙，所以中山先生直接出馬，他繼續寫道：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於梁啟超之口，是何謂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浸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盪，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寫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

中山先生此種判斷，具有無可辯駁的強大邏輯力量，足以使對手陷於啞口無言的境地。

夾在革命、立憲之間的名士派，易走極端。同盟會的變節者劉師培也對立憲、革命大加摻和，他在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報》偽造一則《炳麟啟事》，裡面說“立憲革命，兩難成就……嗣後閉門卻掃，研精釋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塵”。十多天後，章太炎在《民報》予以否認。啟事雖起於章、劉齟齬矛盾，而神情口吻，逼肖神似。既揣摩到章的心理，同時也是劉師培的心態流露。

改良派與革命派的筆戰，客觀上讓更多的人來認知清廷罪惡，譴責清廷暴行，讓人民看清它的醜惡嘴臉和罪惡，認清它是貪汙*的政權（這樣一個政權，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了267年），讓人民早日脫離它，唾棄它，迎來一個共和、*的新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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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中的差異性

保皇派與革命者的原則分歧，在190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