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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戊戌政變後，光緒帝悔恨交加，恨不能生啖袁世凱之肉，在瀛臺軟禁期間，傳說終日無事，就在紙上寫滿“袁世凱”幾個字，然後把紙片撕成粉碎，表示碎屍萬段之意，光緒帝最後鬱鬱而終，可謂不得善終，始作俑者，即是袁大頭。

載灃是載湉的親弟弟，他親政期間，本來要殺掉袁世凱報仇，但現實卻太不允許了。一者袁世凱已坐大，二則張之洞以老邁之身跪下來說，國家大敵當前不宜動刀兵。

*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大為惱怒，質問南方代表：“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為君主立憲，該政府及總統是否亦取消？”並透過唐紹儀向南方方面探詢，假如清帝退位孫中山讓位“有何把握”？顯然他的個人進退遠在社稷民生之上。

到了1913年春，鄒魯回到廣州，預備北上出席國會。當時輿論，都不滿袁世凱沒有經過臨時參議會議決，而直接命令透過的官制官規。有人主張彈劾，有人主張國會移到南京開會。

一般人總還是對袁世凱抱有期望，以為他是治世的能臣，就像中山讓位給他時所說的，有十年的期許。

那時中山先生在日本，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唐紹儀都在上海。鄒魯到了上海，常常和他們討論國民黨將在國會里面採取的政治方針。大體決定後，方始北上。宋教仁受中山先生命令，到北京主持黨務。本來宋、鄒要同行，而鄒魯想先在莫愁湖邊墓地憑弔北伐陣亡將士，他先一天到南京，約定次日在浦口車站相會。

3月21日凌晨，鄒魯在浦口車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車要開的時候，還不見宋先生身影。一個招待員倉皇跑來對他說，宋先生在滬寧車站遇刺了！彷彿晴天霹靂，鄒魯叫苦不迭。宋先生致力於政黨政治最力，強調內閣必須有政黨組織，如此一來袁世凱任用私人的機會就阻斷了。所以，他看到國會里面國民黨佔盡優勢，他的妒忌叫他似要發瘋。鄒魯說，政治競爭，不樹堂堂之旗，而用卑鄙齷齪的手段，這種惡例一開，中國政治，將至不可收拾了。

袁世凱前些年大搞預備立憲，組織人馬，提交議案，高調發聲。他的憲政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對此國賊，非加以*不可了！

袁世凱當年也上過關於憲政的條陳，那純出於個人算計。當他稱帝后，民國護法軍政府*他的檄文中，列舉其二十大罪狀。涉及破壞憲政的就有：當第一次內閣總理辭後，他即唆使軍警威逼議員，公然向國人示威，開武力政治之惡例；*政治，三權分立，為最基本的要義。可是袁世凱因恢復舊制度要向各種馬仔施以恩惠，所以對於議院，他就用命令方式使其做這做那，議院作用，化為烏有……所以在軍政府第二軍秘書長鍾動先撰寫的檄文中，說袁世凱的醜行毒禍，而令“我名公先德，皆為其踐淫；白璧黃金，渲其瑕穢。此尤我元戎巨帥，良將勁卒，碩士偉人所同羞共憤，深惡痛絕，而不能曲為之囿也”。

此篇檄文，文筆雄健，迂迴而波瀾迭起，開頭形容袁世凱的個性材質，大有燭照燃犀之效，“國賊袁世凱，粗質曲材，賦性奸黠，少年放僻，失養正於童蒙；早歲狂遊，習雞鳴於燕市。借其鳴吠之長，遂入高門之竇……”

現在也有史家或以為袁氏聰明過人，抑或老奸巨猾，實則根本上看來，此公智商終屬下下之駟。同盟會人物嘗有評價其失著者，以為，當其為北洋大臣的時候，有人向他灌輸帝王思想，不料此公叫囂：“不敢領教！不敢領教。”好像他自己豪奴當慣了，根本不考慮反抗清廷，自己走向帝位。到了民國肇建，他反而要公然稱帝了。實則當其在晚清最後十來年中，若下手奪取天下於清廷之手，國人可能會諒解他甚至支援他，可是這個憨包，偏要將帝位籠罩在已經建立的民國頭上，這不是白痴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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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徘徊終於拖延（1）

慈禧於1901年底在西安詔議變法，實因西竄過程中，大跌面子。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後合上三疏，譬如建議設立文武學堂、停罷武科，獎勵遊學，以及崇尚節儉，打破常格，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去書吏、去差役、裁綠營、簡文法等等。其所陳述，剴切詳細，然就各條細觀，究屬卑卑無甚高論。所謂變法，竟在義和團義理及康梁維新之間徘徊折中。張、劉負有一時之人望，而如鴉片之病國害民，亦因稅收關係，未敢急議禁絕。官收洋藥也為變法之一要目，其識見與魄力，則遠在維新人士之下矣。

1907年，清廷將前年設的政治憲察館改為憲政編查館，派楊度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