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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指，康有為要搞君主立憲，首當其衝的乃是與慈禧關係的調理，要麼不顧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麼變更路徑低首下心曲線抵達，但康氏不此之圖，反自肇端就觸犯實權派的大忌，等於將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權力猛然推到了改良運動的對立面，膠柱鼓瑟若是，戊戌變法焉有不敗之理？

他早先反對、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鐵血手段，所以在變法危急關頭，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凱，“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挾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康南海自編年譜》）。殊不知袁世凱是個勢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緒帝在得到康有為的暗示之後，囑託袁世凱：朝廷一旦有“意外之變”，他就即刻帶兵進京。

戊戌變法後，中山先生對康、梁一是設法營救，二是在日本為其生存發展創造條件，將所辦學校依其意願改為大同學校，以梁啟超為校長，聽其辦理，然而康、梁的手下還不大領情呢。

此後，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帶3萬元到新加坡，勸康有為合作，反被康有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為刺客，將宮崎逮捕。

嚴復對維新運動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對其魯莽醞釀有所批評，“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與張元濟書》，《嚴復集》三卷，533頁）。康有為等人不能辭其咎。

包括戊戌變法在內的許多社會變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變得更加渺茫。這是性格的細枝末節影響大事的例證。

他夢寐都想棲身聖賢之列。他的《大同書》“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懸鵠不可謂不高。中年時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張之洞，要求贊助強學會的南方分會，張氏待之為上賓，但康氏拒絕任何一點張氏提出的修改意見，他絕不做學術人格上的半點讓步。結果張氏竟收回原先贊助他的打算。

辜鴻銘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對康有為也頗有看法。辜氏在張之洞的幕中為英文秘書，他評價康有為說：“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經驗、判斷力和方向。”（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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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帝的地位及性格

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讚美光緒帝，說他是中華好兒郎，唐先生說：“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曆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這是從天賦的心性上來說的，“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

光緒皇帝的名字叫*新覺羅·載湉，他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的侄子，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他的爸爸是醇親王，他的媽媽是慈禧太后的親妹妹，慈禧太后是他的親姨媽。

他和慈禧所以產生悲劇衝突，這裡有一個關鍵，本來同治皇帝去世時可以讓下一代來當皇帝，但因為清代規定，太皇太后不能垂簾聽政，慈禧絕不願意放棄權力的運用，所以她選擇侄子載湉繼承咸豐，補上同治皇帝的空位，這樣她可以繼續垂簾聽政了。光緒即位時才四歲，一直在慈禧身邊長大，慈禧刁蠻潑辣的個性，他在童年時候領受太多，留下心靈創傷，他怕她怕得要命，有時竟會跪地顫抖不止，長大後陰影越加厚重。光緒帝本人聰明俊秀，是一個有眼光有良知的好青年，他想當一個開明的皇上，而不願做一個亡國之君。當他十七歲正式處理政務的時候，卻只被允許涉及一些日常事務，而軍政大權還掌握在慈禧手中，各地的封疆大吏、王宮貴族、軍事將領都是慈禧一手培植的，他們只對她效忠聽命，只對她馬首是瞻。

據唐德剛先生說，光緒帝召見康有為時，康氏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祿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個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忽然答道：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第八章）康有為這種不假思索的偏宕之言，可謂不審之至，他只是出於憤激，他又沒有相應的手段，他也根本做不到他之所說，只圖一時口快，屬於典型的禍從口出。但在榮祿心中激起反彈可想而知！變法期間，光緒帝到頤和園去了十幾次，所言皆康氏理論為依據，這在太后、榮祿心中所引起的，是越來越大的反感。

老鬼袁世凱

袁世凱那時手中握有新建陸軍七千人，戰鬥力在湘軍解散後二三十年以來最強。他當時職務是直隸按察使，一個省級官吏，是榮祿的部下。榮祿則是兵部尚書、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