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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淮軍之緒，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不幸”。後又從“軍民財”三權分立與否來談兩軍的性質差異。曾國藩在世時，是使三方互相牽制，防範擁兵自重。但他身後，總歸無可奈何花落去，難以羈控的局面則出現了。

“淮軍本是湘軍的支派……何以後來曾國藩尚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請鴻章兄弟出來幫忙……看見李鴻章開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勢力，與湘軍擴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軍雖是私有軍隊的起源，而淮軍才構成私有軍隊的形態。後來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缽，就變成清末民初時代的北洋軍閥，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貽禍不淺”（第十章）。

釐清近現代軍閥禍害之起源，緣於專制。處處漏洞，百端補綴，錯舛百出。近時學者洋洋自以為得計的論調，說什麼要告別革命，指軍閥混戰之源頭在孫中山，觀蕭先生的梳理，其說可不攻自破，同時也照出今之學者寡情不學的紊亂。

（二）

《曾國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長於史志文獻學，長期任曾國藩幕僚。後曾任山西布政使。輯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記》《曾子家語》《兩淮鹽法志》《平回紀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詩抄》等著作，煌煌三百餘卷，涉及面甚廣。

王氏《曾國藩事略》，卷一以簡略筆墨敘述其鄉間童年生活。引國藩自述“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

“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津樑道途廢壞不治者，孤黎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這一段話，可視為曾國藩行事立身的總綱。著者置之書前，不為無意。

王定安《曾國藩事略》，其原始檔案實在是一種有機穿插，使事蹟顯明。此書相當於一部大型列傳。蓋其結構襲用列傳寫法，唯篇幅特長而已。以過渡說明文字連綴官方檔案，來作事實鋪敘。全書實自其編練湘軍開始，敘其事功，而於此前，僅以數頁概括。他回鄉前，任兵部、刑部、禮部等副職，因母喪回鄉，正值太平軍大舉掃蕩之際。遂就近練兵。當時太平軍水師強盛，在長江中下游迭陷郡縣，“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見器之……治水師自此始”。

敘事脈絡清晰，出省作戰，水師之起來，事出偶然，回鄉奔喪，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勢而擴大。其大員，相繼出場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　。　想看書來

附錄：曾氏傳記三種評騭（3）

書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諭，這裡面很多是清廷驚慌失措的情形下對曾國藩的驅使。而在蕭一山先生的書中，則闡明，曾氏針對上諭，對軍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體的批評，“糊塗蟲的清廷，卻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確指出朝廷虛驕不實的流弊，“滿廷疲洩，相與袖手，流弊將靡所底止，這是多麼大膽的諫言啊……在專制時代，帝王生殺予奪，假如沒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隻字”（第六章）。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中，為數不少的官員仍在鬼混，反笑曾國藩多事，謗議橫生，而有退隱的念頭。

清廷的焦急恐懼歷歷見於各種檔案之中。嚴厲督促曾國藩出兵。其間，曾國藩忙於水師之後勤和布控，動作或顯遲緩，而清廷恨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有時其口吻近於無賴。“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有時隔著甚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著迅速前進，毋稍延遲”，總是希望他不要將任務的艱鉅作為逃避的藉口。至有勝利，則立即封官許願，獎勵各種高階工藝品。

1861年，清廷令曾國藩統籌東南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辭官的心態：“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

至1862年，多隆阿消滅了少年將軍陳玉成，彭玉麟攻金柱關，“賊於烈焰中衝突而出，積骸滿渠”。春夏之交，彭玉麟“聞國荃孤軍深入，恐為賊所乘，急調水師策應……水師於狂風巨浪之中排炮仰擊無少休……逼壘縱焚，火光燭天……群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這樣的情勢下，上海外圍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對金陵大營的攻撲也相當猛烈：“賊連營數十里，大河之港俱設浮橋”……戰場態勢的艱苦險狀可想。即令來投降者，也多視之為詐，隨即斬之，真可謂一夕數驚。1863年，仍有洋人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