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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會，世事益繁，其所演之悲慘殘酷，更有甚於昔日。人民備受戮辱，而力不敢較，暫復隱忍，然蓄之愈久，爆發愈烈。“農人告餘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使專制為原動力，其所激起之逆動力，洵將另有“大事”矣！

附錄：曾氏傳記三種評騭（1）

觀曾國藩傳記三種，各有千秋；夜讀聽潮，淵然隱有所感。

王定安的《曾國藩事略》採用淺近文言，一氣呵成，他那端嚴的幕僚筆法，簡潔素樸，敘述到位，雖無小標題節制而不覺其冗長。何貽焜之《曾國藩評傳》，也用淺近文言，而多采民初自日本等地引進的新詞彙，敘述詳盡，表達婉轉，句意深入，文章穩健而有逶迤之勢；蕭一山之書，已是白話論文，卻時採文言詞彙，句子有節制，故其吐屬也相當的妥帖，解析複雜歷史脈絡，深入腠理，尤有隨時拔起的精彩之論，峻峭突出，絕無冷場，讀之有觀止之嘆。

（一）

史家蕭一山先生的《曾國藩傳》，寫曾國藩救世的宏願，具體滲透在曾氏儲存中國文化遺徽的苦心之中。對他大加讚譽的人，只恨美詞難盡；大毀之者，焦點又在吾祖民賊這一點上。但以洪、楊非驢非馬的文化，所以他實在不必對毀傷他的人負責，而在清廷專制的大框架之下來儲存國粹，則其救世的宏願，也就不免大打折扣。悲哀的是他只能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存在。所以，真正又要民族、*的革命，或至少不在客觀上為專制延長壽命，又要克紹中華國粹——那就只有等到孫中山及辛亥黨人的出世了。

從民族革命而言，人有不能原諒曾國藩的地方，可是罵他的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大英雄，“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里扶耒之民，以破強敵……命以英雄誠不虛”（《檢論》）。即曾氏建軍的發軔，不過是保衛鄉邑的初衷，“非敢贊清也”。蕭一山先生說，“國藩是為文化而戰，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彭玉麟始終不願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並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為什麼都不敢做呢……可以知道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引子》）。

蕭先生著力論述曾國藩挽救了清朝是沒有疑問的，但清廷並不能救中國，清廷本身也是不可救藥的，但曾國藩為什麼還要去做呢？“曾拼命把清廷的命運挽救了，中國的舊文化也算保住了，這就是他的經世事業嗎……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明亡於清，不可能是曾氏的責任，清朝統治了二百多年，“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任何的牢不可破”，蕭先生引章太炎說曾國藩的“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指斥洪、楊，“足徵曾國藩是為文化而戰”。

第二章寫他以經世之禮學為依歸，養成道德學問特殊的造詣，證明他的事功，他的中年中興功業，晚年的退守，都和早年的學養慎獨功夫密切相關。他的一生的歸結在於禮學：即經世之學。筆者以為此一禮學實有制度之要義在裡頭。“古代的著作極簡單，分科更不詳，經世是寄託在歷史學中的……大儒是經世的通才，是博通的、綜合的，以禮為歸……曾國藩在史書裡面，不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故在第三章，談曾國藩的時代，他的經世之禮學，發揮中庸的文化精神，以期把握時代。從孔子梳理到顧炎武，並對後者深致敬意。而曾國藩對顧炎武視為泰山北斗，萬古金聲；並讀陳臥子詩集，嚮往之至；這些都是抗清的大家，國藩的心曲可知了。故其“剿”捻“剿”洪、楊，可知是對社會、民間、文化負責了。蕭先生考出了曾國藩偉大成就的學術背景，他以儒生治兵，戡平大亂，維持中國文化的傳統賴以生髮的背景——那些極細微關鍵的地方。至於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捲上說曾氏之佳處、之不可及處在不排滿這一點，則相當可笑。

附錄：曾氏傳記三種評騭（2）

在以經世之禮為中心的前提下，自尊與自憎的情感對立，消極與積極的觀念的衝突，對於極矛盾的環境的應付，也因之尚覺裕如。

蕭先生引其家書“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唯事之所處，求退不能”（第六章）分析其政略，“國藩開始發表他的政論，完全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

蕭先生並比較湘軍、淮軍的根本不同，著眼在三端：一為大將的學術氣質，一為將領之出身，一為對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軍多大儒，公忠體國。淮軍將領多出身微賤，氣概遠遜。湘軍的彭玉麟更是傑出純粹的學者；淮軍如劉銘傳等則為鹽梟……“無怪乎袁世凱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