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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紈毫無所懼；在福建沿海逮捕了通番有據的鄉紳９６人，綁到演武場中，大炮之聲，人頭滾滾，刀下一個不留。

這件事做得痛快是痛快，而魄力到底太大了一些。福建的勢豪之家，恨之刺骨；於是由御史陳九德發難，嚴劾朱紈擅殺。周亮等亦上本攻擊朱紈“措施乖方，專殺啟釁”；筆鋒當然亦指向都指揮使盧鏜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因為那９６個漢奸，就是盧、柯二人去抓來的。

這一案太大了，皇帝降旨：朱紈暫行解職，回原籍聽候查勘。並派給事中杜汝禎及原在福建的巡按御史陳宗夔調查奏復。京信到達浙江，朱紈知道自己失足了。他唯一的憑藉是靠皇帝的信任；而這一信任，顯然已經失去了。

“我既貧且病，而且自己知道脾氣倔強，決不肯跟奸黨對簿公堂！”他痛哭流涕地向親近僚屬說道：“我是死定了！即使天子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人亦非殺我不可。要死我自己死，為什麼要死在他人手裡？”

於是自營生壙，還作了相等於墓誌的壙誌；然後寫下絕命詞，服毒自殺。等杜汝禎與陳宗夔從福建按問完畢，回京覆命，說朱紈所殺的，不過從事走私的奸民，並無必殺之理。坐實了“擅殺”的罪名。朝中降旨，逮捕朱紈下獄時，朱紈已經下棺材，入墓地了。

朱紈一死，漢奸得志，沿海的土豪劣紳，奔走相告，興奮不已。在這樣令志士喪氣的情況之下，汪直不但不聽徐海的規勸，反而勸徐海與他一起，再度“落水”。徐海搖首不答，第二天悄然離開徽州。不久，汪直也走了，糾合舊部，重新回到普陀一帶的舊巢；而一度懸為厲禁的“海禁”，也就在這時候開放了。

於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應之下，侵入浙東的台州，南奇黃嚴，北掠定海。守土有責的地方官，除了飛章告急以外，束手無策。

為了用兵而設的“浙江巡視”這個職司，自朱紈死後，原已裁撤，此時因為倭患日亟，朝廷決定恢復設定；並將新任山東巡撫王忬調到浙江。他的全銜是：“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地方”；這就是說，福建沿海的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亦歸王忬管轄。

王忬字民應，江蘇太倉人，兩榜進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當時北方的大患，是來自河套的俺答——韃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長，擁有十幾萬騎兵，屢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帶，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師，震動九重。正當順天巡按御史的王忬，防守通州，排程有方，深得皇帝的賞識，這一次將他由山東調到浙江，無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擔當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負期望。京書一到，當日動身，輕車簡從地到了杭州，毫無動靜，只是觀察。他發現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發覺自己的職權還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將士。要將浙江人振作起來，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得到的，他認為自己第一件該做的事，是請求皇帝擴大授權。

於是，王忬親筆起草，專差呈遞一道奏章，建議四點：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權，該殺該賞，一己可以專決；第二、勾結倭寇，作為內應，定罪宜嚴；第三、官兵作戰，必有損失，勝固應賞，即使打了敗仗，定罪宜寬；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盜，是應該剿滅還是應該招撫，臨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對這四個要求，完全批准，同時降旨，將朱紈任內所貶的職稱恢復——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視，而是浙江巡撫了。

接下來的一件大事是選將。王忬就地取材，重用四員大將，第一個是福建晉江籍的俞大猷。此人學書學劍，深通兵法，是大將之才。

第二個叫湯克寬，邳州衛人，是武將世家，他的父親湯慶，做過防守長江的江防總兵官。湯克寬驍勇善戰，原已做到副總兵，駐紮金山衛，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竄各地，湯克寬作戰失利，被參革職。王忬不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保他為浙西參將。

第三個就是盧鏜，赦免前罪，官復原職。第四個名叫尹鳳，是南京人，參加武科考試，鄉試與會試都是第一，也就是武解元與武會元，因而由世襲的指揮同知擢升為都指揮金事，駐軍福建。不幸牽涉在一件貪汙案子中，被捕下獄，朱紈查察案情，尹鳳的過失並不嚴重，便為他出奏乞恩，得以釋故復職，仍舊派到福建沿海，統領閩軍“備倭”。

有將無兵，還是無濟於事。王忬認為浙西民風文弱，不能練成勁卒，決定招募溫州、台州沿海之地的剽悍壯丁，分隸四員大將之下，遍駐浙閩沿海各要地。同時寬籌糧餉，申明軍紀；恩威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