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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撲一個空，而我則側擊敵人，使其付出若干代價，而後退入天目山等地，與敵持久，則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後，日蔣和談氣氛越來越濃，德國大使陶德曼亦出來斡旋，傳說蔣恐桂系不幹，徵求白崇禧對和談的意見，白說：“如果條件不苛刻還是可以談。”但日本人的條件中，最主要一條是承認滿洲國獨立，這使蔣介石大傷腦筋，如要他預設成立一個滿洲國還可以，但要他黑字寫在白紙上，他又不幹了，故使日蔣談判告吹。

日蔣醞釀妥協和日寇攻徐州而推遲了進攻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武漢，給了蔣介石喘息的機會，他在武漢又整補起來了五十萬軍隊。我所在的五十四軍就是在這時整補起來的。這是日軍戰略上的失策。

南京失守後，我率十四師殘部徒步行軍，經寧國、歙縣、景德鎮到南昌、乘火車到九江、再船運武漢整補。

珞珈山幹部訓練團

武昌東湖的珞珈山，風景秀麗，氣候宜人，每逢春暖花開時節，這裡百花爭豔，雀鳥齊鳴，夏季又為避暑之勝地。武漢會戰以前，大約1938年5月至6月，蔣介石在這裡舉辦了“珞珈山幹部訓練團”。這時十四師在武昌補充訓練。我被派到訓練團學習，這次訓練沒有什麼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氣、宣傳“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軍事講課內容均與日作戰有關，周恩來同志時任政治部副部長，他曾來訓練團給我們上課，講的題目是“游擊戰”。那時候，抗戰氣氛很濃，訓練團內，到處都貼滿了宣傳抗日的標語。在訓練團的大門口，其中有一幅“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橫幅標語特別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後，發現這幅標語突然不見了，我感到奇怪，一打聽，才知道有人說這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共產黨提出這幅標語有暗示，意即：“你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我就支援，你蔣委員長不抗戰到底，我就反對。”共產黨所持這種態度本無可非議，然蔣介石卻做賊心虛，令人將標語取下，並規定，以後凡要寫這類標語，就只能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二字不準再用。從這件事上，我已預感國共合作潛伏著危機，同時，也說明蔣介石要對日妥協並非謠傳。陳誠的參謀長郭懺就曾對我說：“武漢失守後，抗戰還打不打下去就是一個問題了，我聽有關方面說過。”他對我講這話時很機密，並千囑咐，萬囑咐要我絕對保密。郭懺是陳誠的參謀長，而陳誠則是蔣介石的親信，這個話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瞭然的。由此看來，武漢會戰確實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是投降或再繼續打下去的關鍵。

武漢戰役（1）

南京失守後，十四師徒步行軍經寧國、歙縣、祈門、景德鎮到南昌，改乘火車到九江，再船運到武漢，就在十四師在武勝關整理補充期間，中日進行了徐州戰役，我未參加這一戰役，但臺兒莊大捷、徐州突圍和花園口黃河決堤等扣人心絃的大事，總是令人關注的。

臺兒莊大捷，全國燃放鞭炮，這一仗，對於增強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鼓舞軍隊計程車氣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戰術上也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據我瞭解：日華北派遣軍與華中派遣軍，初無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圖，華北的磯谷、板垣兩師團，豕突狼奔，分別南下，孤軍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師團在臨沂受阻不前，磯谷師團單獨進攻臺兒莊。遇我孫連仲集團堅決抵抗，傷亡甚大，湯恩伯軍團又從其側背反擊，因而不得不狼狽撤退。這說明敵人戰略上犯了錯誤。我軍裝備雖劣而人數眾多，常居外線作戰地位，捕捉到敵人過失，發揮外線作戰的優勢，是可以擊敗敵人的。可惜抗戰中國民黨軍隊總愛正面專守防禦，一點被突破，全線都退卻，在敵人側背上的部隊，縱然居外線有利態勢，怕*燒身，寧可作壁上觀，而不敢側擊敵人，放棄有利的機會，助長日寇的瘋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萬大軍，離心退卻，竟沒一個師遭敵人殲滅，且向敵後退卻的部隊，都如入無人之境，事後安全而歸。足見敵人雖構成戰略包圍態勢，然而地廣兵稀，到處都是空隙。我軍在國內作戰，有人民協助，化整為零，隨時可以安全脫險。所以在我國土內反抗入侵的敵人，可以不沿後方聯絡線退卻，而且過多的側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開封陷落，為防敵人西進，蔣介石下令破壞花園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團軍指揮黔軍蔣在珍的新八師掘開的，當時陸大十期同學魏汝霖任二十集團軍參謀處長，寫了一篇掘堤經過和經驗，說幾次掘開未成功，最後挖成階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