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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情報、嚮導和住處的當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級都是上一級的徵兵

基礎，是人員培訓和兵力補充的源泉。實際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規模在戰

爭最後一年的擴大（見上表　１７）大多來自地方武裝的集體改編。

中共每到一處都設法緩解農民對服兵役懷有的傳統怨恨與不信任，因為

根據民間傳說和痛苦的經驗，服兵役通常意味著永遠失去心愛的兒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勞動力。但每個人都熟悉年輕人在田間勞動而於必要時保衛

家園的觀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輕人被調到地方部隊或正規軍，震動也不會

很大——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家庭得到某些減稅優待，莊稼有人幫助照料，

並被給予對子弟兵做出貢獻的光榮。確實，送子參軍是富裕農戶尋求照顧和

減稅的一種方法。

中共公開聲稱他們的軍隊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賣國賊的覺醒的中國公

民。但是，在這一角色之外，中共領導的各級部隊還執行著許多其他任務，

如與當地各種對手爭奪地區控制權，推行社會和經濟政策，維護治安。共產

黨人也不得不計算每個地方可以負擔多少“脫產”的部隊，因為許多黨政幹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勞動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餘產品因受戰爭的衝擊而進

一步減少，經濟上的非生產人員容易成為沉重的負擔。

協調。人們當然不能只透過形式上的結構去估計一個組織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決策、執行以及上下資訊交流已大體得到描繪，與此不同，中共

體制的運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個經常使用的方法是把關鍵人物從一

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或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從而使前者的經驗

可以帶往後者。劉少奇提供了這種解決難題的突出例子，戰爭的頭　６　年他在

延安和敵後根據地之間來回奔波，先在華北，後到華中，將他和毛建設根據

地的理論成功地付諸實踐。還有許多其他較低階的幹部也到處調動，如在

１９３９　年，有幾千名八路軍政治幹部到達華中，以加強新四軍根據地的群眾動

員工作。但這樣的人事調動經常是有選擇的，決不是整體的，這樣就保證了

領導班子的連續性，熟悉當地情況，並維持由對有聲望的領導人的忠誠而產

生計程車氣和紀律。

根據在江西時期的經驗，各個層次的黨校和軍校成為幹部訓練和教育的

另一條途徑。①這類學校，如設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把它的畢業生分配到

需要他們的地方去，此外，每個主要根據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幹部學校、

短期培訓班等教育網路。各種型別的會議——公開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標記。出席和參加這些會議，對於黨員、士兵

和積極分子來說，實際上是強制性的，向許多不識字的幹部解釋黨的政策則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聯絡與指導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為普通讀者出版了兩種主

要報紙：延安的《解放日報》與在國民黨首都的、常被刪改的《新華日報》。

②這兩種報紙和其他公開的出版物刊登來自全國的、經過淨化的新聞報道，主

要的國際事件，共產黨領導人的一般宣告，某些檔案以及宣傳材料。同時，

① 簡？L。普賴斯：《幹部、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訓練， 1920—1945　年》，第　8、9

章。

② 1941　年夏以前，《解放》以雜誌形式每隔約十日出版。然後該刊改為日報出版。

每個主要根據地也出版當地的報紙和期刊。較機密的材料用多種方式由信使

傳遞：保密期刊、經過分類的彙編和報告、特殊指示。地方報刊常採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極為粗糙的紙張上的手寫膠版複製。某些情報可透過無線電

傳送，但裝置是湊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維修的人極少。用數碼傳送漢

字常常出錯，當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儘管困難很大，失敗也常有，這種通訊系

統還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