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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陝甘寧的重要“硬通貨”來源，並且或者切斷了，

或者極大地改變了它與中國其他非淪陷區的貿易。黨、政、軍幹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時就不富裕的邊區資源更加不足。因此，黨的目標是使這一地區儘可

能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儘管完全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後仍取得了

相當大的進展。其時，經濟狀況急速惡化。

所有資料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陝甘寧喪失了國民黨通貨（元）的主要

來源，但繼續依賴對外貿易以換取棉布和幾乎全部工業品，陝甘寧再次採用

自己的邊區貨幣，使元的儲備能儘可能地繼續為必要的進口提供資金。１９３９

年以後，這種形勢引發了通貨膨脹，其速度甚至比重慶所經歷的還要快（見

表　２５）。在經濟的所有領域裡，１９４１　年是危機最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價指數：

表　２５ “自由中國”與延安

①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1108　頁。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自由中國

１００

１４５

３２３

７２４

１９８０

６６２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５５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

延安

１００

１４３

２３７

５００

２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００

５６４７００

未計算

來源：關於“自由中國”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第　１５２　頁；關於延安，見施蘭：《遊擊經濟》，第

１８４　頁。

歲入喪失、對外貿易條件迅速惡化以及通貨膨脹，迫使共產黨人尋找新

的收入。沒收和“自願”捐獻已不再有成效，因為在實施比較溫和的統一戰

線士地政策前，大多數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經過土地革命。他們現在已拿不出

更多的東西了。黨無可奈何地被迫向陝甘寧幾乎全部人口徵稅。稅分為三種：

（１）穀物稅，以實際產量而不以土地擁有量為基礎：（２）其他實物稅，特別是

麥稈和羊毛；（３）貨幣稅。中農和下中農對這些稅感覺最強烈，在此以前他們

極少交稅。１／５　左右最貧困的農民（他們人均年收入不超過大約　１００　磅穀物）

仍豁免穀物稅和其他實物稅，但到　１９４１　年穀物稅已超過　１９３８　年的　２０　倍——

這一負擔使民眾極為抱怨。此後，在　１９４５　年或許由於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後政

府部門支出減少導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稅收水平有一點降低（見表　２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陝甘寧的穀物稅

表　２６ （單位擔，１　擔＝約　３３０　磅）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糧食產量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１２７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糧食徵收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