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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萬人遷入，大多得到邊區當局的認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遷來的農民，開墾荒地；有些是老兵、殘廢軍人和受贍養的人。但

大約有一半來自中國東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學生、教師、新聞記者、

作家、各類知識分子。１９３８　年末，據說有　２　萬名學生等候批准進入陝甘寧。

②然而，儘管他們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延安和陝甘寧根據地的嚴酷生活也使許

多人感到震驚。有些人不僅對如此嚴峻的物質條件難於適應，而且對政治環

境也有同樣的問題。這裡個人主義和批判性的獨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樣受到重視。

雖然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陝甘寧都是非常貧窮的，但邊區經濟在戰爭

最初幾年還是相當穩定的。這是一種混合經濟，既有公營企業或壟斷企業，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監督和價格管理下執行的大量私人經濟。除了早先沒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佔有和耕種土地受到鼓勵。允許租佃與僱用勞力，規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資，但常不能執行。這一時期農民的經濟負擔相當輕。大部

分雜稅已經廢除，甚至土地稅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農村人口徵收。這

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有來自捐獻與沒收的資源，部分是因為有

重要的國民黨的補助，部分是因為與陝甘寧以外地區有廣泛的貿易。①所有這

些條件到　１９４０　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毛澤東而言，從　１９３６　年中期到　１９３９　年中期是一段不尋常的安全期，

從日復一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當時他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從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謀士陳伯達協助下，他在這幾年中寫下了許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聽到“毛澤東思想”

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見施拉姆的著作第　１４　章，第　８４４　頁以下各頁。）

２．山西。山西恰在陝甘寧東面的黃河對岸；它的西南角在黃河東大彎處

伸向西安和陝西省的門戶潼關。到日本戰線後方去的中共部隊必須透過山

① 彼得？施蘭：《遊擊經濟：陝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　年》，第　99　頁。另 有　8。6　萬名移民在　1941—1945

年間到達。

② 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W。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 加者》，第　179　頁。

① 這種補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補助的總額　60　萬元在　1937　年中期相當 於　18　萬美元（近似匯率為

3。35∶1），即每年　215　萬美元。“這筆補助在　1938 年足以支付　1936　年政府全部開支有餘。這表明國共合

作解除了陝甘寧邊區政 府前兩年的全部財政困難。”見施蘭：《遊擊經濟》，第　183　頁。

② 雷蒙德？F。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 索，1935—1945　年》，第 2　—　4

章。

西，延安和各華北根據地之間的交通往來也必須經過山西。除山東的外，所

有這些根據地的總部都設在山西東部山區。

中共的統一戰線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樣有效，而且在戰爭爆發前

這種努力就已頗有成效。首先，這意味著要與該省的軍閥主席閻錫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當作僅次於蔣介石的統戰目標。就本能和氣質而言，閻顯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強，而這使他能如願地維持對山西的統治達　２０　年以

上。閻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領地，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到　１９３７　年初他害怕

蔣介石和日本人，超過了共產黨。①１９３６　年春閻要求增援以抵抗共產黨對晉

西南的入侵，蔣和中央政府開始進入山西，而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變引起

的部隊調動期間這一過程仍在繼續。從　１９３５　年末華北自治運動開始時（甚至

更早）起，日本對山西的威脅已很明顯，而　１９３６　年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