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頁)
1879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1879 年 8 月 10 日,第 3 版; 1879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內部的鴉片戰爭》,第 2 章。
② 關於地方軍隊,見劉廣京:《對中興的透視》,《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第 477— 490 頁;及劉廣京和
R。J。史密斯:《太平軍戰爭以後時期的清朝軍隊》,《劍 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202—211 頁。
當,它們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確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賴,清朝政府不
能保衛國家,而解決的辦法在於擴大政治參與,以便上層階級的輿論能夠上
達。京城裡鬥志昂揚的愛國精神就這樣與名流領導的社會動員和制度上的維
新觀念結合起來。①
促進對立的輿論和更廣泛的政治參與的第三種主要力量,來自居住在條
約口岸城市的人們,以及為數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們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觀念和價值觀介紹到中國人士當中的一些人。條約口岸不僅吸引
了社會邊際的買辦,也吸引了那些在這些城市中心頗有建樹而與家族和故鄉
未切斷聯絡的學者和商人。這些人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錢和組織上的推
動力,有時還直接領導。他們帶頭對政府專橫的措施提出質問,而外國租界
則使他們得以免遭其害。②在 19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後,條約港口的報紙加速
了他們的異化傾向以及國家和名流社會之間的對抗,並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韜受到外國報紙的深刻影響,當時在香港開始主編《迴圈日報》。同
樣有重大意義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創辦了第一家日報《申報》。從此以後,
報紙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動的訊息,併為這種活動提供理論基礎。報紙是介紹
外國各種可取辦法的知識源泉,是批評官吏的論壇,也是愛國情緒的有力的
催化劑,助長了對清朝官吏的不信任,並透過表達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現
的反對力量結合起來。
清末的新政與革命
戊戌變法是這種輿論和政治要求增長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戰爭之後紛紛
建立以政治為目的的學會和其他社團,這是一個全新的轉折,宣告清代關於
公開的公共政策活動的禁令的結束。維新運動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別是戊戌百日維新;當時維新黨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維新運動
和聚集在康有為、梁啟超周圍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動。事實上,維新運動傳
布更廣,並得到更眾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援。以浙江為例,地方誌和報紙的報
導說明,有相當大的壓力來自士紳和商界,儘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維新
活動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樣,在維新派領袖從地方上流社會頂層出現的一些
省份,對於維新並沒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問題不在於維新本身,而在於
追求什麼樣的維新,以及這個官僚政治的君主國能否接受來自其結構以外的
政治上的創新活動。在最極端的維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們因奮力爭取急速的變革,攻擊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則而與溫
和派不和。處於中樞地位的政府,等待溫和派漸漸疑懼,然後拒絕擴大通往
政治權力的途徑。盤踞在官府與朝中的重臣過於強大,不動用軍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們除去的。1898 年策劃北京反維新政變的人,不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關於清議的政治意義,見瑪麗?蘭金:《“輿論”和政治勢力:19 世紀末葉中 國的清議》,《亞洲研
究雜誌》第 51 卷第 3 期(1982 年 5 月),第 463—477 頁。清議對決策的影響,見易勞逸:《清議與 19
世紀中國政策的形成》,《亞洲研 究雜誌》第 24 卷第 4 期(1965 年 8 月),第 609—611 頁。
② 關於條約口岸的設立和與此有關係的人,見費正清:《中國沿海通商與外交:開放通商口岸,1842—185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