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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國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興時期的 江蘇，1867—1870　年》，第　143—144　頁。奧科提到

同治中興期名流改良主義 和官僚改良主義在地方層次上的競爭。士紳干預徵稅和在徵稅上的鬥爭，見 詹

姆斯？波拉切克：《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載魏菲德和格蘭特 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

控制》，第　244—245　頁；宗源瀚：《頤情館聞過 錄》第　3　卷，第　6—11　頁；《桐鄉縣誌》，第　6　章。

不是孤立發展起來的。②

第四，擴散。管理活動勢將擴充套件開來，不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級的層次

所限制。有些個人在他們事業或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

治的事業機構。縣城裡的其他紳董，遍歷縣境監督村、鎮的附屬機構。在一

地學得的管理技能可用於他地，地方的機構可用來作為在其他地區活動的基

礎。

這些特點，在動員長江下游的福利機構向　７０　年代末華北嚴重水災和大飢

荒的災民提供救濟中得到感人的說明。在上海和其他三個浙江、江蘇的主要

城市，士紳和商人們為外國的例子所激勵，建立了救濟委員會。福利事業機

構和公開積極活動的個人，在小城鎮募捐，並把捐款轉送到這些中心。捐款

然後送交救濟委員會的代表，由他們在災區分發救濟款。概略的收支清算帳

目和救濟活動的報告公佈在上海《申報》上。透過這一募捐運動，地方事業

機構為國內不同地區進行的自主活動籌集資金，從而對長江下游紳董認為具

有全國影響的危機作出了回答。組織工作完全在官府結構之外（雖然有密切

合作），由名流管理的這些團體，在籌集資金方面比官吏更為有效。最後，

報紙在促使公眾注意災情，在透過登載捐款人姓名、為救濟委員會提供專欄

等方法以鼓勵捐款方面，都起到關鍵的作用。參加者十分清楚他們活動的自

主性質，《申報》把這些活動說成是“民眾捐獻，民眾管理”——這一說法

也用於地方管理的活動。①

這種非政治性的參與公共事務，由於名流們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並認為

應當考慮他們的意見，終於助長了他們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　１９００　年，除

了個人接觸和庇護網路以外，仍然沒有任何機制能把公眾要求傳達給政府。

在　１９　世紀的最後幾十年，異化和要求更廣泛地參與決策，也在官僚內部

蔓延開來，但起源應追溯到　１８　世紀末。嘉慶皇帝雖然設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

因朝政腐敗而感到幻滅的官吏的效忠，但是，１９　世紀連續不斷的危機一直使

人懷疑這個制度的生命力，並導致要求更廣泛的諮詢以謀求問題的解決。這

類要求是京城較低階官吏提出的許多建議和批評中原來就有的，未得到重用

的官吏苦於無發表政見以影響政策的有效途徑。甚至在　１９　世紀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應如何運轉達成意見一致，而到　３０　年代，愛國主義助長了引起分裂的

積極精神，如許多官吏要求終止鴉片貿易，並批評那些不能打敗英國人的領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漢族首腦，把清王朝從　１９　世紀中期的叛亂中拯救出來之

後，中央統治各省的權力不得不在較少專制的基礎上重建。新的地方軍隊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　１７　世紀中葉那樣，再次面臨在利害關係的結合

中謀求省的高階官員合作的必要性。②對外政策的討論在與俄國的伊犁危機、

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期間達到高潮，朝廷的虛弱使得對外政策的討論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見的束縛。在這些危機中發表的“清議”，標誌著政

府內部開始有反對的輿論。不管某些批評多麼不公正，某些攻擊多麼判斷失

① 見《申報》， 1878　年　6　月　8　日，第　4　版；1878　年　7　月　20　日，第　1　版； 1878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