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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就開闢了　２０　世紀干涉主義的政府幾乎不受約束地滲透進社會的可能

性。在王朝統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話和實際的技術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

和國家高壓統制之間的平衡。維持公共秩序和適當的行政，不僅依靠監視與

高壓，也依靠廣泛地、持續不斷地灌輸儒家的等級制原則和相互依賴的原則。

科舉制意味著思想合適的人向上流動。儒家關於不同等級的義務與責任的說

教在鄉村得到了執行，並且滲透到家族體系中。政府靠道德權威的程度，幾

乎和靠高壓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結束了他的道德權威，其後袁世凱與軍閥政府由於缺乏合

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軍事實力。在　２０　年代，當國民黨和共產黨按列寧主

義的模式組織起來時，兩黨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為基

礎，都對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兩黨不久都不承認對方的道德合法性，

併力圖消滅對方。

① 羅伯特？E。貝德斯基：《現代中國的建國：戰前時期的國民黨》，又錢端升： 《中國的政府與政治》。

② 弗裡德曼：《退向革命》，又喬治？T。於：《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國民黨， 1912—1924　年》。

列寧主義政黨的第二種作用——也是它出現在　２０　世紀中國的原因——

是作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黨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關心普通老

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認科學的威力併為行動提出戰略戰術的世界觀；愛國的

和人道主義的社會理想；在規定排他性同志關係的同時，能夠滿足最堅持是

非之心的大膽反叛等等。對正在成為中國救星的化身的黨的忠誠，是一條前

進之路。①

然而在民國時期，這些吸引力，是以黨繼續起政治和社會變革工具的作

用為基礎的。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作為革命政黨而建立的。這些

共同的起點，再加上他們的民族主義和共同反對軍閥統治的態度，使得他們

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無疑問，在兩黨獲得支援的那些名流當中，支援

革命的意見並不一致。此外，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４　年期間，國民黨的列寧主義的

改組，對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個人派系——它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５

年同盟會的合併之前——又是一種新的增加。在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間，贊成

社會暴力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要末贊成非暴力變革，要末贊成維持社會現狀

的國民黨右派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又增加了舊有的派系活動。這

時，集中了大權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政治會議，很快為軍事領袖蔣介石所

支配。對左派黨員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於國民黨變得更像一個維持

現狀的黨，孫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口號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

識分子。國民黨雖然有每週小組例會以及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集中制控

制，但它一直充滿了嚴重的派系鬥爭。

中國共產黨將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在維護黨的團結方面

做得更有成效。當他們被迫在城市轉入地下，被擠到國民黨和軍閥統治薄弱

的邊遠農村地區時，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靈活地適應環境。但是，他們更

加旗幟鮮明地獻身於原先的革命事業。

本卷的後面幾章，將從不同角度對不同時期中國政府的問題進行評價。

總的來講，民國時期的幾屆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權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領域

內，不如清政府有效。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官員進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們的能力。這樣，當他們不願和那些本可支援和參與他們政權的城市名

流分享權力時，政府官僚們的負擔就增大了，當他們的合法性有賴於統一的

中國時，尤其如此。對下述論題，可以大加議論，即國民黨政府聲稱要包攬

——至少是潛在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所有地區，這就產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問題，以致政府的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