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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價和銅元貶值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可信史料 發表在戴維？富爾：《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

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6　年），第　270—392　頁。關於這整個問題，見本書第　6　章（比

另一條解釋路線，著眼於純樸農民（但常常是有組織的）對地主、官吏

和城市資本家的社會反抗。農民反對特定的不公正行為，目的在於要求改正

特定的錯誤，而不是要推翻舊的社會秩序以利於建立新秩序。這種最初被精

心發揮為南歐“社會盜匪活動”的觀點，透過研究糧食風潮和早期英國工人

運動而拓寬，並被修改，以便於分析自給農村經濟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所

破壞時農民的反應。雖然別國的詳細論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國的環境中來，

但是，關於非革命的、由道德觀念鼓動起來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則適用於一

系列中國農村的騷亂。②

社會盜匪活動的概念，可見於同情被蹂躪者的綠林好漢的中國傳統，和

民眾對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紀前　１０　年對白狼的感性認識。①《香港電訊報》

報道的　１９０７　年廣東東部一次叛亂的一個首領的自白，頗能說明當農民認定官

吏或富人不會幫助他們時，地方上的騷動和叛亂可能如何開始。“這次叛亂

的原因，是由於當地米貴和缺米長達一年之久。官府自一開始就知道這點，

但不願採取任何措施降低米價。他們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和職責要求他

們怎麼辦。他們就是不顧老百姓，讓老百姓捱餓。”②

農民對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是群聚的市

民和村民強迫以“公平”的低價售米，包括為寺廟主辦節日而儲存的糧食。

一次這樣的事件是失業的採茶工——他們都參加了“道教神人”領導的組織

——結夥擁入江西的一個集鎮。當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鎮頭面人物宣告停止集

市時，採茶工強迫一個囤積糧食出名的富商向他們“出售”鎮上義倉裡儲存

的糧食。他們然後結夥去一所廟宇大吃大喝；他們享用過度，竟留在那裡數

天之久，直到後來民團開來把他們驅散。①

在教派叛亂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於使到處都有的隨意傳播的民間宗教

和其經文和教義一致起來。這些教派源出於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

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結合為供奉無生老母和彌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②

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現，並與任何特定的組織無關；它在三次較

大的起義（白蓮教、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以及眾多的小起義中起了作用。這

種宗教的作用是雙重的。它的各個派別在人生的苦難中給人以希望，並長期

成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禮儀體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③但是，

昂科著）。

① 關於白狼的解釋，見愛德華？弗裡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第　124—　125　頁，第　6　章和裴宜

理：《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現代中國》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第　355—

382　頁。

② 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186　頁分析和引用《香港電訊報》1907 年　9　月　14　日報道。關

於糧食風潮的簡略論述，見王國斌：《清代糧食風潮》，《亞洲研究雜誌》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

第　767—788　頁。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　年）》，《亞洲研究雜 志》第　42　卷第　4　期（1983

年　8　月）。

② 歐大年：《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　5、7　章；韓書瑞：　《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

第　9—31　頁。

③ 關於為人祈求長壽的和平教派，見戴維？凱利：《寺廟和貢舶：18　世紀羅漢 教派與疍民結社》，《現

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