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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並不是由於直接政治對抗，相反，是由於身處邊緣位置的人發揮主動精

神和表達意見，這些人接受現制度，但擔負了更主動的對付時常發生的危機

的職責。在政局內外的人們之間，在當時國家結構的三個領域——官府以外

計程車紳界、都會的低階官吏層和條約口岸——之內，緊張關係發展了。他們

迫切要求權力再分配，即向外從政府到社會領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結構內部

的權力再分配。在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紀第一個　１０　年中，這種逐漸成熟

的反對力量結合起來，並向當時的當局發動了正面攻擊。

士紳管理公用事業的興起，是因為官僚統治機構沒有能力在水利、公共

秩序與公共福利等方面，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務。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

行政部門的責任，但裡甲制度崩潰之後，必須制訂一種新制度。①由衙役管理，

充滿了因腐敗和經費不足這兩方面而產生的問題。士紳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

一種替代的解決辦法。現存一些　１７　世紀上海和寧波等地區士紳參與公共工程

管理的相互無聯絡的資料。在　１８　世紀下半期，地方士紳看來更頻繁地參與了

公共事業管理；而到　１９　世紀初，人們開始發現有關紳董、董事的專門資料。

②“紳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發展，視地方的需要和當地名流的活

動能力和財富而定。但是，到　１９　世紀中期，看來這已是普遍的現象。商人和

士紳一樣，也管理公共機構。像漢口等城市的行會把向會員提供的服務擴大

到整個社群。①

自治管理在　１９　世紀下半期，分三個階段迅速發展起來。最初的推動出現

於　１９　世紀中期的叛亂期間，當時地方名流組織了民團，並承擔稅收和其他通

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權力。第二個推動出自叛亂後重建的需要。承擔救濟與

重建的主要責任的地方人士，把他們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動擴大到官府外

的管理中屬於地方民政結構主要部分的領域。這些活動的經費，主要來自捐

贈，即名流和企業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業稅款。擴充套件的最後

階段開始於　９０　年代中期，當時有功名者和紳董開始在教育和工業方面從事自

強活動。１９０２　年以後，紳董管理的職能已以協會、商會和事業局的形式而正

式化了，這些會、局作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詔令設立。②

１９　世紀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亂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國家之間的平衡。士

紳往往被描繪為官吏（特別是知縣）和地方社會之間的中間人，與雙方分享

某些利益，有時聯合一方，有時聯合另一方，有時在兩方之間斡旋。③新的從

① 伊懋可：《集鎮與水道》，第　457　頁。

② 伊懋可：《集鎮與水道》，第　462—463、472　頁；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第　442　頁。

① 關於鎮壓風潮的一個事例，見威廉？T。羅：《晚清？城市的造反及其敵人： 1883　年漢口密謀》，《遠東

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4　集（1979　年），第　71—111　頁。 更概括的著作：威廉？T。羅：《漢口：一箇中國城

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　1889　年》。

② 關於太平天國時期，見孔斐力：《太平軍叛亂》。關於第二和第三階段，見瑪 麗？蘭金：《中國名流的

積極精神和政治變革：浙江省，1865—1911　年》。關 於在長江中游的類似過程，見羅：《漢口》。

③ 埃德溫？O。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第　311—313　頁。關於 強調士紳破壞性的和謀私

的行為的地方官紳關係的資料，見蕭公權：《農業中 國》。士紳的地方政治…社會作用的構成因素的概要，

載魏菲德：《中華帝國的衰亡》。關於中國學者對地方控制和自治問題的見解，見孔斐力：《民國統治下

的地方自治》，載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第　2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