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頁)

。

① 張仲禮：《中國紳士》，第　110　頁；瞿同祖：《中國清代地方政府》，第　39、 59—60　頁。

顯著提高了包括對外貿易關稅在內的商業稅在稅收中所佔的百分比。一種估

計表明，政府的歲入按流通的銀兩計算，在　１７５３　年和　１９０８　年之間約增加了

三倍（如按物價變動調整，實際增加一倍）。②然而，這是不夠的。清朝政府

無法從由於經濟增長而增加的國民生產額中，提取足夠的份額。只是在　１９

世紀中期鎮壓叛亂的軍費使財政非常緊張以後，國家才認真嘗試改革。此後，

中央政府似乎從未能控制它的財政狀況。地方政府同樣一直經費不足。在清

朝末年，大宗賠款嚴重地損傷了財政已經困難的政府，政府正試圖急劇地擴

大其職能。１９００　年以後，為籌措地方改革的費用而增加附加費和新稅種，與

其說有利於財政的穩定，還不如說更促使政治和社會動盪不安。

除去困擾清朝財政政策的各種結構問題之外，還有大批文獻表明，在　１９

世紀，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敗的損害，君主政體由於皇帝的腐化而削弱。盡

管考慮到有一些誇張，但看來官吏賴以為生的包稅制固有的腐敗，已經牢牢

地紮根於地方政府稅收及其他許多方面，以致不採取最激烈的改組手段，就

不能肅清腐敗。然而，在較高的級別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敗並沒有嚴

重地威脅到要吞沒整個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規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動精

神，但使政府機關保持執行。在　１８　世紀期間，軍機處已逐漸從皇帝能借以避

開正規官僚機構的非正式的工具，變成一個主要的、本身有權制定政策的機

構；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軟弱時，它也能使政府保持運轉。①在　１９　世紀初，由

於官員們決心防止大規模貪汙腐敗在朝廷重現，改組了內閣，確實改進了公

文流通，使高階官員對朝廷有了更大的影響。此外，在　１９　世紀大部分期間，

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幹的官吏（從阮元到張之洞）在政府供職。能做到這

一點，與其說是由於他們為之供職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說是由於　１９　世紀的嚴

重危機。即使如此，１９　世紀的幾個滿族統治者也並不都是十惡不赦的；而朝

廷上的其他成員，也只是在滿族統治的最後二三十年，才似乎對政策施加了

真正災難性的影響。

清政府的結構充滿著缺點，但崩潰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內部的不當，或

朝廷的墮落引起的，而是未能與社會發展相協調。１９　世紀中期大規模的叛亂

表明了問題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會的結構。要了解帝國制度的覆滅，

人們必須著眼於來自名流階層的政治挑戰。

名流積極精神的興起

上面已經談到，這個運動很自然地起源於傳統名流階層的融合和分裂。

到　１９　世紀初，日益擴大的社會積極性，在經濟、社會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動的

增長中明顯地表現出來，而專制政府卻阻撓政治表現或政治權力再分配的任

何相應發展。這一形勢在整個　１９　世紀期間加劇起來，因為社會的團體在進一

步擴充套件，而下層的官府職能人員也在增加。對權力再分配的要求並沒有仿效

歐洲模式。在這個一體化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沒有可與歐洲封建貴族相比

的軍事上強大的群體，也沒有如歐洲市民那樣的處於邊緣、但在經濟上卻是

最重要的階級，能夠要求政府作出讓步。滿族朝廷一直對國內軍事挑戰的危

② 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1750—1911　年》，第　80、131　頁。

① 白彬菊：《硃筆：清代中葉的軍機處上奏制度與中央政府決策》（耶魯大學，博 士學位論文，1980　年），

第　296—308　頁。

險非常敏感。儘管舊軍事勢力衰落，但它尚能維持對新的區域／地方軍隊的指

揮將帥的控制，這些軍隊是為鎮壓　１９　世紀中期的叛亂而建立的。最初挑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