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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記；要求全體黨員必須按黨的領導“精神”行事。重新登記黨員的措施，

顯然是為了清除有激進思想表現的分子，保證黨員能順從地接受當權者的命

令。民眾運動事實上也已中止。此後，民眾團體將充當南京當局進行控制的

工具，而不是表達民意或創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對土地重新分配的政

策極為兇殘，至少有一個左派領袖被暗殺，另一些被打傷和刺傷。地主可能

對這種暴行負有責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蔣介石的親密支持者張人傑（張

靜江）的主持下，透過逮捕不服從的左派分子，並勒令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

① 江上清：《政海秘聞》，第　68—73　頁；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 第　140—152　頁；陳公博：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　178—190　頁。

② 諾埃爾？雷？邁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　1937　年》，第　64—79　頁；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載傑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第

158—159　頁；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

第　96—131　頁。

黨報《民國日報》停刊，①以此來袒護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明確地受到告誡要遠

離政治。四中全會宣言（１９２８　年　２　月）稱：“最不幸的事實是，如今未成熟

的學生參加我們的政治社會鬥爭。准許這些尚未成熟和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

驗的少男少女自由參加國家事務，不僅會犧牲我們民族未來的生命，而且也

會使他們視整個國家和人類社會為兒戲。”②

國民黨右派的最高權力的地位，終於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正式確立。蔣介石派注意到黨的下層組織充滿左派的支持者，採取

特別措施保證右派對大會的控制。以黨員重新登記尚未完成和地方黨組織尚

處於混亂狀態為由，大會代表只有　１／４　是由黨員選舉的，其餘代表全由中央

黨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強烈譴責這一破壞黨內民主原則的行為，宣佈第三次全

國代表大會為非法。然而，這些指責終歸徒然，因為蔣介石已經安置好他的

支持者控制國民黨，把他本人的革命觀念強加給黨和政府。左派領袖因不服

從而受到處分，陳公博和甘乃光被‘永遠開除’出黨；顧孟餘被停止黨籍三

年；汪精衛因‘跨黨’錯誤受到警告。②其後，左派的論點，革命建設時期政

府應該只是黨的行政部門，黨應該是最高的機關，最後被拒絕。相反，在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　年間，黨被剝奪了大多數權力，不論在制訂政策上，還是在充當監督

機關上，都不再有所作為。更早一些時候，蔣介石已廢止了軍隊內的黨代表

制度。③無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壓制，而黨的地位也相應降低。

正當蔣介石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清洗出國民黨運動時，他也越

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革命一旦成功在望，過去各個軍閥政權的官僚紛

紛南下南京，謀求有利可圖的新職。蔣介石面臨管理一個全國性政府的挑戰，

歡迎他們投入他的陣營。到　１９２９　年，十個部中至少有四個部長由這些新歸順

革命事業的舊官僚擔任。他們還塞滿了官僚政治的許多其他職位，以致國民

黨老黨員郭泰祺憤怒地辭去外交部次長職務，指責說，“黨在去年被共產黨

人篡奪，現在差不多被舊官僚勢力所篡奪，實無二致”。①舊官僚勢力對新政

權的影響深遠。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

觀，同樣的權力貪慾而不顧公益。官僚政治變得程式化了；官僚寫出數不清

的公文，倒騰檔案，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實際貫徹；貪汙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

機關。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態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