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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模式》，《中國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頁；又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　149—　151　頁。

是明顯的，其原因可能在於理論上的差異和個人間的不和。李大釗和陳獨秀

兩人都堅信馬克思主義，都在嚴酷的受迫害的情況下工作，但他們卻並沒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黨員那樣乾脆脫離黨。從　１９２７　年起，整個革命形勢出現了逆

轉。持不同意見的人得不到法律保護；他們只需經過一個屈辱而痛苦的過程，

向國民黨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黨，他們常常需要出賣以前的同志，

但又難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可能危及他們的生命。在這種

情況下，持反對意見的黨員只要不脫黨或叛變，往往採取宗派鬥爭的方式。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出於怕報復才使黨儘管有宗派主義仍能維持統一，

那就低估了意識形態的力量。這些宗派主義者，無論意見多麼分歧，仍然是

共產主義者，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戰鬥。他們之間的決裂主要與組織路線和

政治路線有關；個人的特性和追求權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識形態外，還有黨

的“鐵的紀律”。的確，滿懷階級仇恨的共產主義者具有好鬥的性格。然而，

這只是其個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超過了追隨關係的同志式的愛。那種

認為冷酷無情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內宗派主義的觀點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極端的宗派主義通常是分裂或叛變的前兆，兩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從黨內居主導地位的思想轉變到另一種思想，如陳獨秀和彭

述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而叛徒則看到了信仰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如李昂、

龔楚和張國燾。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後，組織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因為在　２０

年代後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認為　１９２７　年的潰敗主要是共產國際的責任，而他

贊同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的批評。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兩

篇文章：《中國革命的過去和未來》和《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他毫無保

留地表示贊同。加上他早些時候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這導致他和陳獨秀

兩人走向托洛茨基主義並反對中國共產黨。①他們信仰的轉變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誠實。②李昂卻迥然不同。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詞為其

叛變行為辯解——他要始終站在真理一邊，他要揭露共產主義運動的黑暗面

和陰謀。他強烈反對“毛澤東的獨裁”，說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龔楚是

廣西根據地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在黨處於革命最低潮時離開了黨。除去他

個人的不滿以外，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　１１　年來從未為國家的獨

立、民主和繁榮而奮鬥。與此相反，黨卻一直讓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遠遠

背離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過是蘇聯的“爪牙”，“大騙子”。１９７１　年在香

港《明報》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複了他叛變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變的過程未必拖得很長，通常從意見分歧開始。當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　149　頁；埃茲拉？沃格爾：《從朋友關係到同 志關係》，《中國季刊》

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頁。

②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頁。關於陳獨秀分裂 主義的其他原因，見林

進的文章：《社會新聞》，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頁；和托馬斯？C。郭：《陳

獨秀（1879—1942　年）與中 國共產主義運動》，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讓歷史的檔案作證》，《明報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頁。

② 正是這個原因，中國分裂主義文獻應當受到與中國叛徒文獻不同的看待。在 這方面中共的學者沒有分享

他們的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