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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來自湖

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蘇維埃運動影響的其他省份的外國傳教士的報告。

建立根據地的基礎工作一旦就緒，革命者必須在兩個長期戰略之間作出

選擇。第一個是放棄山區的小根據地，代之以在農村打游擊，因為小根據地

的經濟資源難以滿足大規模作戰的需要。這一戰略是透過宣傳和經濟混亂來

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直到游擊隊得以在全國範圍起義中奪取政權。第二個戰

略是在根據地堅持下去，並在組織和武裝群眾的同時，波浪式地向外擴大根

據地。這一戰略的目的在於有秩序地增強紅色政權的勢力，同時施惠於農民，

並促進革命高潮的來臨。⑤

按照類似井岡山的模式，沿中國南部和西部高原與北部和東部平原之間

的丘陵地帶，出現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數幾個蘇維埃。這些地區有

蘇維埃存在，內戰頻繁，因此是軍隊的集結地，這意味著蘇維埃的建立與農

民的悲慘境遇之間的關聯，對此應作細緻而系統的研究。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

間，這一地區的內戰和軍隊集結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混亂，可能比中國的平

原等地區更為嚴重。研究平原地區而不研究這一地區就得出結論說農民的悲

慘境遇與造反的關係不大，無異於品嚐白堊而把它當作乳酪。到　１９３０　年，１３

個左右蘇維埃約有　３００　個縣在共產黨不同程度控制或影響之下。那些沒有建

立蘇維埃的游擊隊，如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至　１０　月間在四川由鄺繼勳所領導的遊擊

隊，則銷聲匿跡，被人遺忘了。①

富農問題

蘇維埃著手沒收土地並動員貧苦農民，這項任務通常由革命委員會或村

和區蘇維埃承擔，這些組織最初都為來自城鎮的知識分子所支配。②這一事實

意味著缺乏政治經驗的農民只起被動的作用，而黨的基層組織有超越行政機

構的傾向。③要農民打消他們的被動和懷疑態度，在正常情況下需要　６　個月的

時間，首先他們涉足缺糧和徵稅等經濟問題，然後才涉足諸如階級鬥爭等政

治活動。④一旦被動的障礙消除，土地革命就會幫助窮人把長期深藏的對富人

的仇恨發洩出來，並激發他們更積極地參加軍事和政治活動。調動農民的這

種積極性是土地革命的實質所在。當時中共的理性思考對貧農的政治化和行

③ 例如，見《密勒氏評論報》， 1933　年　7　月　22　日，193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34　年　1　月　13 日。

④ 亞朋德等：《中國能生存下去嗎？》，第　238—239　頁。

⑤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128—129　頁。

① 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　230　頁。規模、人口和紅軍實力 的估計出入很大。確實，

如霍夫海因茨已經指出的那樣（見本書第　213　頁④），甚 至“共產黨佔據”的概念也需要嚴格界定。雖然

鄺繼勳失去四川蘇區，但據上 海《時報》時常報道，他在川鄂湘邊區繼續進行遊擊活動。

② 關於蘇區政府的結構和職能，見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　年：　民政經驗》和金一平（音）：

《中國共產主義政治》。

③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51—52　頁。

④ 博古（秦邦憲）向斯諾談到這一經歷，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　19　頁。

動化重視不夠，這不能不說是個嘲弄。黨始終把它的注意力和熱情貫注於城

市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卻陷入經濟鬥爭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資和更好的

工作條件，而這兩種利益的政治意義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為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