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2/4 頁)

　集上冊，第　16　頁；北平社會調查所：《第二次中國勞動年 鑑》，前言，第　2　頁。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決議案》（年12月16日），載於《黨的改造》第1期（1931

年　1　月　25　日）。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 部的權力關係》，第　95　頁。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

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 黨籍的決議》（1931　年　1　月　20　日），載於《黨的改造》第　3　期　（1931　年　2　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218—221　頁。又見蕭作梁：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

的權力關係》，第　135　頁。

一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②由於他們是一批雄辯者，③有理由假定他們寧

願透過委員會進行討論，而不是採用家長式的命令主義或他們似乎不喜歡的

懲罰制度。然而事實上緊接四中全會之後國民黨與中共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

鬥爭在　１９３１　年加劇、而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到災難性的挫折時，委員會會

議能否召開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實行是很令人懷疑的。①

然而，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比李立三更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　１５　個左右的農

村蘇維埃。四中全會後不久，曾管轄蘇維埃的“前敵委員會”由政治局直接

領導的蘇區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轄六個蘇區。這六個蘇維埃中至少有四個各

設分局——位於江西東部與福建邊界處的中央蘇區（１９２８　年底毛澤東和朱德

從井岡山轉移到此），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②另外兩個蘇區

可能曾由一個特別委員會領導。③新機構可能削弱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日益增

長的權力；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當然可能利用這個機構來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蘇

區的殘餘影響，以陳昌浩、沈澤民和張國燾接替許繼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

西蘇區夏曦取代了鄧中夏。④

當“白區”活動幾乎無法開展時，黨中央逐步轉移到中央蘇區，黨員也

隨之遷徙。中央的轉移於　１９３３　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幹聯絡人員，他們

不久被國民黨警察逮捕。這次轉移不僅加劇了論點和權力之爭，而且引進了

許多城市黨員在開闊的農村從事日常的管理工作，這項工作與秘密的城市工

作有很大的不同。由於他們現在與廣大農民有密切的聯絡，他們舊的生活、

工作和寫作的方式都必須經歷適當的調整。雖然他們面臨類似的困難，但他

們與按回避原則必須是外地人的舊王朝官員不同，因為他們並不想有意識地

養成官僚主義。但他們也不同於蘇區的老幹部，這些新來的人既沒有參加過

根據地的建立工作，也沒有學會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當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話。

而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他們並不消除對農民的蔑視，也不防止官僚主義的

滋長。①

群眾路線

各地的游擊戰士，從阿爾及利亞到古巴，都曾依靠他們為之而戰的群眾

的支援。但是透過宣傳和行動以贏得群眾支援的實踐，並不必然含有概念化

的“群眾路線”。誠然，自中共六大以來，黨中央和蘇維埃領導人都優先考

慮動員群眾。事實上，六大的政治決議甚至提出，黨在蘇區應把自己擴大為

② 王明：《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1934　年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第　78　頁。關於中央集權主義，見王明著名的《兩 條路線》小冊子的末尾，載《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111

頁。

③ 1939　年我有機會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網球場聽王明的公開講演，當時王明同 吳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

席國民參政會的會議後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後 從未聽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國人講演。

①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250—259　頁。

② 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第　15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