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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國外輸入糧食，並把該地的貨物分散到其他區域的市場。

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各種配合的組織，這些組織到　１９　世紀已很複雜精細。

專門化的商行與經紀人，經營不同方面的商品生產。同業公會及同鄉會的會

館制定商業的常規，併為商人提供幫助。金融機構隨之發展起來，滿足不同

範圍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機構之一，是山西商人發展的網狀組織，以便用票

號匯票給地區間的交易提供資金。在　１９　世紀，另外一種透過錢莊的信用延長

制度也發展起來，以便為成長中的沿海貿易提供資金。這類重要的機構，在

整個民國時期繼續與規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銀行一道繼續發揮作用。較小額的

交易，則可透過當鋪和押行通融。同時，大量的商業習慣法也被制定出來，

用以規範商業業務。②

在　１８　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總產量顯著地增長。這種

增長得力於人口的增長、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農業技術從先進地區向

落後地區擴散，和對勞動力一般沒有人身限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

進一步提出，在　１９　世紀從國外引進現代工業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經濟是否開

始了有本土“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的性質上的改革。他們的研究著重“生產

關係”的改變。從以下方面舉出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者分離的證據：採

礦中有商業投資和使用僱傭勞動；在華北和長江下游，地主和富農使用僱工

經營農業；在絲織業的生產組織過程中，有類似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生產製度

的跡象。①

然而，這類跡象合乎“近代”以前經濟增長的典型模式：人口與總產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產量沒有持續增加。我們不能說糧食與手工紡織品生產的

增長，或貿易及市場範圍的擴大快於人口的增長。“資本主義”——或者不

妨說，以人均及總產量增加為特點的“現代經濟增長”——未在近代歐洲早

期（或兩世紀後明治天皇時的日本）出現，是由於僅僅在財產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變。同樣重要的是科學技術——包括金融、投資及管理方面的“技

術”——的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也就是“生產力”的改變。正

① 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　213、226、229　頁的表表明，太平軍叛亂後，長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區下降得更多，但是，在　1843—1893　年期間，和城市化較差的區域相比，城市人口在總人口

中的比例卻提高了。華北人口密度在民國時期顯著增加，但到　1953　年尚未達到長江下游的水平。關於中國

的大區，見同書第　214—215　頁。關於太平天國造成人口減少，見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　236—247

頁；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　210—211　頁。

② 關於錢莊，見《上海錢莊史料》；安德里亞？麥克爾德里：《上海老式銀行（錢莊），1800—1935　年》；

蘇珊？曼？瓊斯：《寧波的金融：“錢莊”，1750—1880　年》，收入　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

組織》。關於押當，見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第　405　頁。中國習慣法的例子的英譯文，載陳張富

美和馬若孟：《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清史問題》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頁；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頁。

①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收入了中國經濟史學者關於這個

問題的最佳近著。

是在連續運用投資及再投資新方法的基礎上，歐洲才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可

以舉出一個強有力的例項——既是歐洲的也是日本的——現代經濟增長的關

鍵性的起點是“農業革命”，也就是切斷了人口規模和糧食生產間古老聯絡

的技術和組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