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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的研究又難免失之於描述非典型狀況。情況如此，歷史學家無

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們確實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的爭論，如帝國晚期

經濟的性質，帝國主義的衝擊，２０　世紀經濟在何處並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

及農村生活水平是否並以何種方式處於惡化之中，等等。對如此廣泛的經濟

問題作出的答案，也已影響社會和政治史的解釋。因此，這些經濟問題構成

了邏輯上的出發點。

中華帝國末期的前資本主義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滲入了農業經濟。絕大多數從事耕作的民眾，可以自由

遷居和聚集在相互連結並透過市場結構與更大的貿易中心連結的小村莊裡。

農民很可能既生產基本糧食作物，也生產商品、手工業品來補充他們的收入

和購買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區間長途販運基本商品，補充了地方商業。例如，

到　１８　世紀，江蘇和浙江已不再生產足夠的稻米來養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

長江中游肥沃的農業區來供應。①在條約口岸開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長江流域

的區間大宗貿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寧波地區，在清代，特別是從　１８　世紀後

半期起，集鎮數量大為增加。原野上逐漸佈滿一些集鎮，表明鄉村經濟與大

城市中心逐漸成為一個整體。②

① 關於這方面文獻的綜合評述，見馬若孟：《中國經濟和社會史中的變革與連續性》，亞洲研究雜誌》第

33　卷第　2　期（1974　年　2　月），第　265—277　頁。19　世紀　80　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解釋傾向，在

威廉？T。羅：《述評：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清初經濟史的最近論著》，《清史問題》第　4　卷第　7　期（1982

年　6　月），第　73—90　頁有綜述。又見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與農民：16　世紀至　18　世

紀》，《現代中國》第　6　卷第　1　期（1980　年　1　月），第　3—40　頁；羅伯特？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

民起義：海豐縣的社會變遷，1630—1930　年》（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8　年）第　6　章；阿里夫？德

裡克：《中國歷史學家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觀念：批判研究》，《現代中國》第　8　卷　1　期（1982　年

1　月），第　105—132　頁。關於中國早期近代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見費維愷編：《宋代

至　1900　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美國代表團在中美學術報告會上的報告》。

① 全漢昇和理查德？A。克勞斯：《清代中葉的米市場和貿易：物價史論》第　59—65　頁；何炳棣：《中國人

口研究，1368—1953　年》，第　289—291　頁。

② 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收入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　397—405　頁；伊懋可：《集

鎮與水道：1480　年到　1910　年的上海縣》，收入同書，第　470—471　頁。

當然，商品化及與之相關的城市化，沒有均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人口

密度與城市的發展，以在長江下游為最高。某些估計提出，這一地區儘管太

平天國叛亂時期人口大量死亡，仍然保持了它的領先地位；並且城市化最快

與最慢的區域之間的差距，在　１９　世紀擴大了。①長江下游持續不變的經濟中

心地位表明，這是個發展的核心區域；先是從國內其他地方運進糧食，後來

又從國外輸入糧食，並把該地的貨物分散到其他區域的市場。

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各種配合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