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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究竟誰應居於支配地位的問題。在中國比較有遠見的西方教育家

們，如在燕京大學，能預見這一政策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因為

如果大學在可能的時候不向政府登記，它的畢業生就會被關在公共事業的門外，而且他們

不會得到允許在登記過的學校或學院裡任教。因此教師和學生雙方都有被孤立於國家教育生活

之外的危險，從而失去影響。①

結果，燕京於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第一批服從登記。政府對教會院校的法令之一

是禁止把宗教課程列為必修課，因而燕京將所有宗教課程改為選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並未得到順利解決。例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把

國民政府要求變宗教課程為“自由”選修視為登記的主要障礙，學校領導並

且強烈抵制政府和國民黨在校園活動的前景。聖約翰大學持拖延態度——無

疑在上海這樣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為在上海外國利益處於

② 國民政府成立於　1927　年　4　月——譯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學》，第　129　頁，又　130、149—151、155　頁。又見菲利普？韋斯 特：《燕京大學與

中西關係，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國院校與中國環境較為協調。例如東吳大學是在

中國校友的壓力下向教育部登記的。到　１９３３　年，所有主要教會大學和學院都

完成了向國民政府登記。①不久，國民黨有關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政治教育進

入院校，並要求開設有關課程和訓練。

國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會學校應有中國理事佔有優勢的理事會和中國

校長，這些要求導致燕京大學有一個二元系統：在紐約美國理事們在校長司

徒雷登領導下，掌握預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國教員，而在中國的管理委員會

（１９２８　年後中國人佔多數）在中國校長領導下負責其他政策事務。吳雷川於

１９２９　年就任後一職務，因政策分歧於　１９３４　年辭職；１９３４　年後校長職務主要

由陸志韋擔任。②因此，儘管還有一些區域性問題，學校的傳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們都被納入中國教育體系的正式結構之中。

另一項政策是在全國加強或建立國立大學，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監督。例

如，１９２８　年清華被指定為國立大學後，校長羅家倫立即著手重大改組和改

革，如終止清華作為美國院校預科的功能，並將它改為能提供四年正規大學

課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學。他還使清華脫離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狀態，將

它置於教育部單獨管轄之下；一個新的建設計劃也在開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擴張權力的一個渠道。１９３１　年，成都大學、四川大

學和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便說明了這一點；國民政府還

進一步下令該省的鹽稅歲入應當撥歸該校。②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滿洲後五

個星期採取的，併成為所謂“大後方建設”長期計劃的各種步驟之一。這項

計劃要在幾年之內把政府的國家建設功能與全面戰爭所要求的活動結合起

來。國立四川大學的校長不僅應當有專業才能，在學術界有影響並能與新知

識界共事，他還應當理解作為南京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橋樑的附加作用。

１９３５　年政府請任鴻雋（當時任中華基金會幹事長）擔任四川大學校長。③考

慮到西南不發達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極端緊迫，任鴻雋接受了任命，並立即

著手數項工作，在兩年中進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設定課程，並使它趕上時代；

撥款　３００　萬元開始一項建設計劃；改進師生的教學態度；而最重要的是從全

國各地聘請著名學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④雖然任鴻雋任期不

長，但他首倡的改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援下為國立四川大學的今後

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這所大學所處的地區在未來的戰爭年代是至關重要的。

在這所大學裡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