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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伕，車伕

說並未派遣。……於是只好在大屋子裡尋，在客店裡尋，在洋人家裡尋，在書鋪子裡尋，在咖

啡館裡尋……①魯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識分子處於無憂無慮的資產階級生活環境之中，同

工人階級的生活沒有聯絡，要他們採取無產階級的立場是荒謬的。

茅盾也持有這種看法。他的三部曲《蝕》受到激進的左派批評，認為他從錯

誤立場展示了一幅錯誤的階級的“病態”畫像。茅盾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知

識分子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他們後來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歷程中最終

的幻滅。茅盾在《讀〈倪煥之〉》一文中，維護葉紹鈞的這部現實主義的小

① 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第　61—62　頁；阿米滕拉納特？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

年》，第　86—94　頁。

① 《魯迅全集》第　4　卷，第　70—71　頁。

說和他自己的作品，認為一部反映小資產階級“落後”分子生活中陰暗面的

文學作品，依然能夠對左派的事業做出積極的貢獻。茅盾補充說：“這一類

的黑暗描寫，就感動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實的、空想的、樂觀的

描寫要深刻得多哩！”②

魯迅的論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筆下顯露的論點，是至關重要的物件問

題。誰是新文學的讀者？茅盾在　１９２８　年寫的《從牯嶺到東京》的長文中，承

認過去六七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僅為受過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閱讀的材料，

並且指出近來“革命文學”的讀者面甚至更為狹窄。至於勞動大眾，他們不

可能理解“革命文學”，即使給他們講，他們也不願意聽。茅盾希望與其保

護無產階級，還不如去擴大既作為讀者，又作為題材的小資產階級的範圍。

所以現在為“新文藝”——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

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群眾，在這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了腳跟。而要達到此點，應

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

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只要質樸有力的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①

茅盾在　３０　年代早期的長篇小說《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蠶》、《秋

收》和《殘冬》中，確實奉行了這個信條。在他的小說的畫面上，出現了城

市和鄉村的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人物。相反，革命作家們只拿出了一部貧

乏粗糙的“普羅文學”集，主要是蔣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魯迅深刻揭露了年輕激進派膚淺的論點。茅盾的小說和魯迅的雜

文，顯示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活力。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另外一種與激進派的

革命文學準則針鋒相對的理論。茅盾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他與他的同志

們的差異，僅在於他對革命前途的估計比較陰鬱。魯迅在廣州的經歷打消了

他對國民黨革命潛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統治下的環境，進一步加強了他的

對立情緒，特別是在包括柔石在內的他的追隨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當作

２２　名共產黨領導人中的一部分，於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在上海郊外的龍華遭到

處決之後（參見本書有關章節）。魯迅對於這場慘劇深感震驚，比以往任何

時候更感受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