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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的爭論使　３０　年代早期的文壇風波迭起，但這些爭論未能激

發出大量的文學創造力。似乎在思想領域裡叫得最響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創造

力。瞿秋白、周揚、馮雪峰、梁實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論家，並沒有足以使

他們增光的創作。其他高談闊論的作家，寫出的是些質量低劣的貧乏的作品。

舉例來說，蔣光慈靠一本暢銷的小說《衝出雲圍的月亮》贏得了讀者的歡迎，

這本小說在藝術上堪稱是當時最糟糕的作品之一。①甚至精力旺盛的魯迅，有

時也因未能寫出更多與早期短篇和散文詩一脈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為憾事。②

雖然左翼的思想家們常常左右視聽，少談意識形態但決非沒有信仰的作

家們，卻為新文學遺產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貢獻。３０　年代一些最具創造力的作

家——茅盾、老舍、吳組湘、張天翼、巴金、曹禺和聞一多都是左傾的。但

他們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會政治環境影響的個人良知與藝術敏感的

一種表達。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髮、戴望舒、馮至，大多是詩人，不太

關心政治。他們的作品儘管影響不大，但往往在藝術上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

主要由於這些有創造力的作家們的努力，３０　年代的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

詩歌與戲劇才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們作為執著的藝

術家日臻成熟，中國現代文學已處於真正文學“復興”的邊緣。但是這種正

在興起的創作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戰爭使現代派詩歌的眾多試作突然

夭折；戰爭為小說家們的精力另闢途徑，離開其主要的文學課題。只有戲劇

作為戰時宣傳的一種手段，在重慶和日本佔領下的上海，作為逃避主義的娛

樂而繁榮起來。扼殺這個時期藝術創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國民黨（其高壓措

施培養了非常有助於創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產黨（由周揚執行的黨

的文學控制政策，對有創造力的作家幾乎沒有明顯的影響），而是日本人。

１９３７　年侵略者的炸彈和炮火，幾乎在一夜之間毀滅了文學環境。

我們稍後將討論戰爭給文學造成的創傷，但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文學創作

的四種萌發模式：雜文、小說、現代詩與話劇。

雜文

“雜文”——“多種多樣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國名詞來說，

“ｆｅｕｉｌｌｅｔｏｎ”的流行，受到文學領域中意識形態論戰的直接影響。就學說

爭論以及社會批判和文化評論說，雜文是一種最有效的形式。在這種體裁上，

魯迅是無可爭辯的大師。

魯迅寫短篇小說伊始，就同時著手試寫雜文。他的雜感首先發表在《新

青年》，而後發表在《語絲》上，將自由流暢的散文（用白話寫成，但夾雜

文言詞句）與靈活的內容結合在一起。雖然他的雜文如大多數研究魯迅的學

者所注意到的那樣，①大多針砭時弊，語含譏刺，但他的方法卻絕不是狹隘的

① 這部小說出版後五個月內印刷六次。見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　年》，第　71—72

頁。關於蔣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見夏濟安：《蔣光慈現象》，載其《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

究》，第　55—100　頁。

② 馮雪峰：《回憶魯迅》，第　23　頁。

① 關於魯迅雜文藝術的詳細分析，見戴維？E。波拉德：《魯迅的雜文》。

功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