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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① 參看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抗稅抗租　26　起　（第　3　輯，第　1021—1023

頁），與鹽稅有關或鹽工造成的風潮　24　起（同上，第 1023—1025　頁），與水和水利工程有關的糾紛　21

起（同上，1026—1028　頁）， 與土地有關的糾紛　6　起（同上，第　1026　頁）以及搶劫　27　起（同上，第 1031—

1032　頁）。又參看全在　1934　年發生的與鹽有關的風潮　43　起（《中華日報》， 1935　年　4　月　4　日），以及

同年發生的分屬其他六類的事件一百餘起（《中華日 報》，1935　年　2　月　27　日；3　月　6、13、20、27　日；4

月　18　和　25　日）。這些表 的另一缺點是，儘管它們所含資訊稀少，卻有時提醒人們是否應當懷疑甚至 拒

絕某一特定事件或風潮的分類。

② 例如，1932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0　日江蘇無錫縣搶劫　25　起；兩週內（1934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8　日）

浙江東北部嘉興縣王店鎮一地搶劫　40　餘起。分別見馮 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　1　卷，第　423

頁；美國國務院檔案　893。00B/　1070，附件　5；又僅在　1932　年夏陝西省田賦風潮　70　起（《中國農村經濟資 料》，

第　2　卷，第　413　頁）；牽涉佃農的事件　197　起，大多是　1923—1932　年間 在江蘇和浙江發生的，也就是說

在跨南京　10　年和以前　10　年時期，見蔡樹邦： 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東方雜誌》，第　30　卷

第　10　期（1933　年　5 月　16　日），第　26—38　頁。也應注意搶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為資料只 提到搶

劫和小事件在某時某地（如　1932　年　5　月和　6　月在浙江和江蘇的蠶繭 產區）“很多”乃至“幾乎每日發生”，

幾乎無法估計其次數（《中國近代農 業史資料》，第　3　輯，第　1030　頁）。上面提到的王店的　40　起搶劫和

件，卻可能與同一事情有關。１９３６　年上半年，在蘇州專區（江蘇）記載下來

的　２０　個抗稅案例中，大部分就是這種情況。是不是每一案例都應單獨對待？

①再者，在哪一點上（持續時間、涉及人數、暴力程度），農民的憤怒表示能

被視作一起風潮？而且，一起風潮在什麼時候就成了一場起義？換言之，我

們必須認識到所記載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於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統計評價的可信性都可能為資料所

提供資訊的無法比較的性質所損害，而一種統計評價若把不能進行比較的事

情（種類、持續時間或重要性迥異的騷動）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恰恰足以證

明這種統計評價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關於方法論的最後一點是，我們所瞭解的農村騷動的樣本，對那類持續

時間較長的騷動的頻率並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間分佈。例如，

我們是否應當把從　２０　年代到　３０　年代記載下來的抗稅風潮次數的增加歸因於

土地稅的增加，同時農作物的價格下跌（從而納稅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

者我們是否更應當把抗稅風潮次數的增加歸因於目擊者（新聞記者及其他知

識分子）對農民處境更加關心？（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當許

多目擊者在上海的報紙上寫文章時，我們所知道的佔壓倒多數的事件也發生

在江南（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②內地，特別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報道；

而在這些省份，專區和縣遠離省會，情況更是如此了。

楊慶堃曾進行一次統計分析，不是對民國時期，而是對　１９　世紀（１７９６

—１９１１　年）。①對那一相對長的時期，他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農

村的騷動，也包括數量更多的城鎮風潮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