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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也特別貧困。然而，山區或邊遠地區（簡言之，是不容易到達的地區）

可能比處於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為貧困。人們絕對不能假定，生活在

華北和西北的共產黨根據地的農民——他們大多擁有自己的耕地——比如

說，比富饒的四川紅色盆地的佃農更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

多，而且擁有土地的少數人所負擔的苛捐雜稅也遠遠多於北方。策略壓倒了

各種社會因素的網——這就是說，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只要國民政府的戰時

首都位於附近的重慶，紅色盆地便極不可能成為發展和維持紅色農民根據地

的地方。

不僅江西和以後華北或西北的農民並不比中國其他農民更適宜於共產主

義運動，而且在任何個別的蘇區或戰時根據地內，貧農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

來的。在江西農民（無論貧農還是中農）不願投身參加紅軍的早期，紅軍大

部分是由僱傭兵、譁變計程車兵（如平江①起義後由彭德懷領導計程車兵）、從敵

軍來的俘虜和完全與土地沒有任何聯絡的落魄者組成的。②農民也傾向於對蘇

維埃的民事機構敬而遠之。據遠峰區（江西興國縣）的例子判斷，這些機構

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懼或鄙視的農村二流子（私鹽販子、職業賭徒、幫

會成員）組成。這些邊緣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識分子——由於缺

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這些知識分子非常樂意徵募他們——形成了一

個奇怪而混雜的人群，從而使農民運動得以開始。③運動一旦起步，由於開展

② 見本書第　13　章第　3　節《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蘇珊娜？佩珀著）。

③ 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218—223　頁。

① 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主軍閥主義與中央政權，1911—1938 年》，第　88　頁。又見第

90—93　頁和第　103—104　頁。

② 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 265　頁以下。　又佩珀：《中國的內戰》，

第　329　頁和本書第　12　章《新四軍事件》一節（萊曼？範 斯萊克著）。

③ 範斯萊克，同上。又呂西安？比昂科：《農民與革命：中國個案》，《農民研究 雜誌》，第　2　卷第　3　期

（1975　年　4　月），第　332　頁。

① 原文為　P′ing…hsiang（萍鄉），應為平江——譯者。

② 胡繼喜（音）：《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第　13、20—24　頁。

③ 黃宗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流氓無產者、工人和農民：1927—1934 年興國縣個案，1927—1934

了土地改革，共產黨人就能開始招募真正的農民。以後，他們便把那些不能

克服其掠奪成性的二流子驅逐出他們的隊伍。一旦共產黨人有了足夠的力

量，他們也清洗了許多富農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幹部和黨員。④他們有計劃地

從中農，更樂意從貧農和農業工人中吸收新的積極分子。共產黨人有充分理

由防止富農和地主滲入新的政權機構以恢復他們的長期統治，因為他們可能

試圖影響或破壞其政策。共產黨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透過使窮人反對富人的方

法來發動窮人。然而，人們不應把農村人口的各個階層在經過共產黨上層周

密的政策加以改變後的行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簡單表現。

被髮動起來的農民一旦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他們也就發現自己是一部

行政機器的零件。在短暫的海陸豐模型和後來的發展之間，只有一個真正重

要的區別：毛主義的建設很持久，從而能達到一個羽毛豐滿的國家形態的新

階段。毛成功地組織並維持了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政權。著名的群眾路線說明

了革命精英轉變為統治精英的問題，這樣的精英必須同時既建立國家，又進

行革命。在江西時期一旦感覺到最初的政治緊張狀態，這種兩難的困境便立

刻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