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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曹禺的劇作在技巧上明顯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內容上全然是中國

的。他的作品把同時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關注戲劇化。他的劇作的主題，以

《雷雨》和《日出》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舊的婚姻制度的悲劇，封建的

家庭結構，下層階級所受的壓迫，城市資本家們的腐敗，以及年輕知識分子

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給這些主題以盡情渲洩的毀滅性的力量。在這方面，

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戲劇。曹禺同巴金一樣，在很大程

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寫《雷雨》時，他寫道，我被如此強烈的一種突發的

激情緊緊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尋求把它發洩出來。當他寫《日出》時，他

同樣“自始至終被強烈感情”所主宰。③事實上，曹禺的大多數劇作可以視為

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們也暴露了人們在巴金的小說裡發現的同樣的缺

陷，散漫的筆調，過分熱衷於運用誇張的語言，以及通俗劇和煽情主義的傾

向。但是作為一名劇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個明顯的優勢，他能夠藉助活的

媒介來傳達他的真實情感。

儘管曹禺對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並沒有狹隘的政治性。他無意用辛

勞發展起來的媒介作為宣傳的工具。身為一個藝術家和社會批評家，他只關

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瀰漫的黑暗——戰爭與革命前夜可怕的現實的種種

弊端。與魯迅和茅盾一樣，他既無法提出積極的治理措施，也無法提出對未

④ 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願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第　10 頁。

① 這句話的英譯文引自胡耀恆：《曹禺》，第　54　頁。

② 由於內容狂放，這一幕在演出時往往被刪去，很使曹禺懊惱。

③ 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願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第　6　頁； 胡耀恆：《曹禺》，

第　24　頁。

來的具體展望。在《日出》的結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①（也是一個詩人）

的小說中的話說：“太陽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

我們要睡了”。②

這幾行有名的臺詞是預言。１９３６　年，中國確實處在一場國家大變動的前

夜，但新的“黎明”並沒有給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帶來多少光明；相反，它引

來了一個曠日持久的戰爭與延續不斷的革命的時期。

① 《日出》劇本中對陳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確的交待——譯者。

② 曹禺：《日出》，第　236　頁。關於曹禺劇作的英譯本，見　A。C。巴恩斯譯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

託弗？C。蘭德和劉紹銘譯的《原野》。

戰爭與革命，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

“民族抗戰”的英雄傳奇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的盧溝橋事變，引發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也將文學

活動推向高潮。文學界知識分子的空前團結，取代了　３０　年代早期的宗派主

義。曾使左翼文學隊伍嚴重分裂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幾乎在一夜之間銷

聲匿跡。所有的口號，都被淹沒在“抗戰”這個響亮的號召之下。各種組織

自發地建立起來，並且發表了抗日宣言。最終，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也就是日本

人於　１　月侵入上海①以後不久，一個廣泛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

口成立，老舍擔任會長②，不久在　２０　個主要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

這個協會發起了一系列的活動來推進抗戰工作。它組織作家們加入“戰

地訪問團”，前往軍事防禦陣地慰問部隊官兵，並撰寫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訊。

協會還建立起一個“文藝通訊員”網，缺乏經驗的年輕作家們——其中有些

人在農村地區，被組織成地方小組，接受協會分支機構指導。他們時常聚會，

討論協會佈置的主題，並撰寫有關當地文藝活動的通訊。這些通訊連同他們

的創作樣本，被送交協會中的上級評論和修改。在廣東省，僅在數天之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