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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稅種（如鴉片稅）相伴隨的，同時更進一步

加強了抗稅騷動的突出地位。

與租、稅無關的騷亂及其型別

我們現在將簡要地考慮其他型別的騷亂，並概述一種既包括這些騷亂，

也包括在前一節中已較詳細論述過的那些騷亂的一般型別。

我們將首先考慮的騷亂的共同之處是騷亂指向政府當局（文職的或軍人

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這些騷亂更

接近於傳統形式的抗稅騷動，而不是共產黨人所要求和鼓動的社會鬥爭（反

對地主和放債人）；後者一般說來分佈不廣，也就是說，在共產黨人自己插

手以前是這樣。反對行政當局、強制勞役和軍隊的鬥爭有一些指向行政當局

的風潮是由於各種濫用權力（地方官員的專橫、殘暴或腐敗）引起的，另一

些則由出自善意但被誤解（常被解釋得很糟）的創舉引起。１９３０　年在廣東北

部的東陂，一項要求在地方市場交易中採用陽曆的法規導致一起造成五人死

亡的風潮。鬧風潮的人認為“陽曆”中的陽字是“洋人”的洋。①三年後，在

雲南，農民們變得難於控制，他們把持續乾旱歸咎於反對迷信的宣傳，他們

相信這種宣傳得罪了龍王。②有時激起農民憤怒的改革本意在於改善他們的命

運。１９３３　年　４　月在浙江北部餘杭縣有　１００００　名（按另一資料為　２００００　萬名）

蠶農參與了一起動亂，因為省鄉村建設機關要他們購買一種特殊的蠶種，以

對抗日本人的競爭。一個來自省機關的官員被打傷，另一個被殺，鄉村建設

機構的裝置和帳篷被放火燒燬，蠶房也同政府的許多建築物一樣被搗毀。應

該提及的是，要求農民購買政府所讚許的蠶種（這種蠶種比其他蠶種貴）的

命令沒有附加任何解釋。當省政府最後決定派一名科長到這一地區與農民談

判時，他們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流血的星期日聖彼得堡沙皇的

臣民那樣。據說，那位驚恐的科長曾駕車直向農民駛去，傷了許多跪著的農

民，顯然這又給當時的局勢火上澆油。③

上面提到農民對政府不得人心的濫用職權進行報復，對現代化努力作出

錯誤的反應，餘杭的例子突出表明，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對農民的精神世界

多麼陌生。官員的笨拙和在某些情況下驕橫地推行某種改革，很可能使早已

厭惡所謂改革的農民感到忍無可忍；而改革無論怎麼說最終只對很少的一部

分人（那些在蠶種方面有投資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種子或較昂貴

① 美國國務院檔案　893。00/10916，精琦士電報（廣州，1930　年　5　月　14　日）。

② 同上， 893。00PR　雲南/54（副領事查爾斯？S。裡德每月報告），1933　年　4　月 3　日。

③ 關於餘杭事件，參看三件有時說法不一的資料：《浙江二萬農民暴動》；美國 國務院檔案 893。00PR　上

海/57（每月報告，1933　年　4　月）和　893。00/12371 （克寧翰電報，1933　年　5　月　20　日）；諾埃爾？雷？邁因

納：《浙江：國民黨在 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973

年），第　221—228　頁。

的裝置方面有投資能力的人）有利。反對革新和進步的怒火可能會被描繪為

反動的，但未必就是無理的。面對企圖從上面強行推動革新的現代化機構的

突然出現，農民——先驗地——沒有理由作出與過去有所不同的反應；這就

是他們對極為熟悉的腐敗（也由建在他們上面的那些機構表現出來）所作出

的反應。①

沒有什麼東西比強迫勞役制度更能說明農民社會與以命令主義（儘管並

非總是有效的）方式指導的現代化之間的衝突。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佈的蔣

介石給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權省政府利用來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