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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緊張狀態，並最後把這兩個階級轉變成兩個敵對的陣營。每一次反覆都

要處決一些人，有時是必然會遭報復的屠殺。在　１９２７　這一年，４　月和　９　月的

兩次起義為　１１　月建立蘇維埃政府鋪平了道路。很清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

——實際上是專政——農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的問題，已不再用同樣的

措詞。即使我們考慮到有強迫的成分，考慮到有超過　５００００　的居民從這兩個

縣逃到香港、汕頭和廣州（並非全是有錢人，遠非如此），也考慮到有許多

農民確實主要出於狹隘的原因參加了叛亂，③事實依然是，大量的農民支援這

個取銷了他們的債務，廢除了他們的地租的政權（雖然支援的程度有所不同，

從積極到被動的同路）。即使他們並非有意識地尋求革命，他們發現自己登

上了革命之舟，並且與其說他們是集體化的支持者，還不如說他們是恢復舊

秩序的支持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這一變革中獲利非淺，而害怕地主統

治復辟。

４．由恐怖而極化。還有更緊迫的理由害怕復辟：許多人可能已沒有逃避

報復的希望，因為他們曾捲入搶劫、放火和殺人，總之，他們實施了“紅色

恐怖”。①蘇維埃當局曾有計劃地採取恐怖活動——像往常一樣，著眼於動員

農民。農民既需要鼓勵，從心理上擺脫屈從的枷鎖（透過變得確信舊秩序已

①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　93—94 頁。

② 在農會內的若干反對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張採取更靈活的策略。颱風事件 （見加爾維亞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311—314　頁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　161—164　頁）說明利用環境以達

到群眾動員的新階段的策略。

③ 和　1928　年　1　月初陸豐白旗派的情況一樣（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79　頁）。

① 關於海陸豐的恐怖，見加爾維亞蒂：《澎湃（1896—1929　年）》，第　704—784 頁各處和第　825—849　頁。

經被摧毀，決不可能恢復），也需要使之參加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

可能後退或開小差。總之，這個計劃是從海陸豐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

“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

意見的人中，出現了公開的、甚至戲劇性的處決反革命的場面：“這些罪犯

該不該殺？”甚至被邀積極參加屠殺。從而也有了組織“人頭會”的習慣，

它預示著（通常這是從相反的方向）詩人普雷韋爾所描繪的“人頭宴”。②

但是在海豐沒有宴會；只是把新近砍下的頭穿在講壇上方的一根繩上，為演

說者激烈的言詞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佈景。

不過，在海陸豐實際上也有宴會。有時（例如在捷勝）甚至出現拒絕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為“假兄弟”。但首創這種人肉宴的是農民自己，

而不是蘇維埃當局。彭湃故意製造的恐怖主義（不可能有憐憫和饒恕的問題，

因為那意味著對革命者的冷漠和殘忍）使人聯想到聖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

但這與農民恐怖主義的虐待狂式的歡慶、豐富和巧妙發揮無關。公開行刑嗎？

公開行刑比示眾好；是許多農民參加，不應錯過的節日，由於高喊“殺，殺，

殺”而嗓音嘶啞。至於（更大量的）不公開示眾的處決，到兩星期過了以後，

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於

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

一種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

幸運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

在一個板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

息，以延長其痛苦。折磨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