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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

並不交附加稅，對被迫為與他們無關的鬥爭提供資金不滿。此外，被僱用的

土匪釋放了刑事犯，並攔路搶劫難民。衝突隨之發生，而在當局派兵增援的

關鍵時刻很快又演變為鄉際戰爭。１９３２　年　２　月，一個敵對的鄉——後山鄉俘

獲了林克祖並把他交給當局，遂被處死。２８　日，海軍進攻湖清，並給來焚燬

湖清村莊的後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　３　月底恢復平靜時，有　４０　個村被夷為

平地，７０００　多人無處安身。１９３２　年農事季節，在湖清與後山之間有一個寬闊

的未耕地帶；但沒有人敢冒險去耕種那些沿敵方領域的土地。

長樂騷動的複雜性和組織是罕見的，但結果卻因一些毫不罕見的弱點而

招致失敗，這些弱點是：未能保持對土匪的控制，而他們的幫助起初是很有

價值的；為對付當局的反攻（儘管這一反攻來得很遲）而採用徵收新稅的辦

法不得人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鄰村之間缺乏團結，它們的利益相

悖，從而使他們在鎮壓到來時相互對立。①初級運動與複雜運動相比，初級運

動指向農村中的少數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數情況外，劫掠者們並不

② 貝克：《與中國的饑荒鬥爭》（未刊文稿，1943　年），第　147　頁。

① 長樂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詳細敘述：美國國務院檔案　893。00PR　福州/47（1931　年　12　月　4　日）；/48（1932

年　1　月　13　日）；/49（1932　年　2　月　10　日）；/　50（1932　年　3　月　7　日）；/51（1932　年　4　月　4　日）；/52（1932

年　5　月　4　日）。與 此相反，四年後受到指責的長樂放債人的做法並未引起騷動：《東方雜誌》，第 33　卷

第　10　期（1936　年　5　月　16　日），第　111—112　頁。

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們的財產，特別是他們的糧食。在發生饑荒時，他們

常常只不過去富人家消除飢餓的痛楚。諸如“吃大戶”或“向富民坐吃”的

說法，在幾乎涉及每個省的調查和報告中都不時出現，從受養蠶危機影響的

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這樣較為貧窮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極不完整的資料顯示出頻率極高的搶劫事件（“搶米風潮”）的一

些概念。一個經濟情報機構記載　１９３４　年　６４　起劫案如下：浙江，２８　起；江蘇，

１９　起；四川，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陝西，３　起；廣東，２　起。①

這些案件約　３／４（６４　分之　４７）發生在號稱富省的浙江和江蘇，因為這項調查

主要是根據上海和南京報紙所提供的資料。另一份報告提到僅在　１９３４　年夏季

就發生了　２６　起搶劫（７　月　１　日—９　月　１１　日），②但只提到四個省（浙江，１４

起；江蘇，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它們都極易為南京的報紙所報

道。僅僅鄰近上海的一個縣（浙江嘉興），就是所記載的　２６　起事件中的　６

起的發生地。一個最後的例子不僅表明了我們所使用的統計資料的非典型

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極為頻繁：僅無錫一縣（江蘇），在一個月中，（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６　月　１０　日），就記載了　２５　起案件；此外，資料的編者指出：

他的資料所依據的當地報紙僅提到實際發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③

另一種相對嚴重又不很短暫的事件是流動性搶劫。多達幾百甚至上千的

饑民，每人帶一個布袋，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奪取糧食。④有時他們自己組成

窮人的團體：“窮光蛋會”、“饑民團”或“吃大戶”⑤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搶米和鬧風潮是典型的初級運動，範圍和持續時

間都有限。春天，在兩次收穫之間的過渡期，幾百或甚至只有幾十人（有時

只是一群婦女、老人和孩子），會外出搶劫一個地主、一家商店、一座倉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