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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中國現在四分五裂

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後才有全國總憲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條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澤東　１９２０　年在這個方面所寫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與他的長期觀點

是決不一致的；從　１９１７　年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強調全國統一和國家強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種思想，對毛澤東後

來作為革命者的整個生涯的政治態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於其

中”，參與具體建設——他的意思顯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應該深入到社

會現實中去。但是，他同時也察覺需要在外部發動運動，以推動事業。換句

話說，儘管政治活動家應該響應“民”的客觀要求，應該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動員他們；而另一個處在民之外的組織也是需要的。可以說，毛澤東在

次年加入的列寧式的共產黨，正是一個這樣的組織，它不允許把自己混同於

群眾，而是要站在群眾之外。可是同時，毛澤東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從

不猶豫地、大膽地深入到各種事件中去，並且參與具體的組織工作。

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的文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係到為了

“民”而進行這些活動；運動最初的推動力與激勵也來自“民”。毛澤東把

這個詞放在引號內，強調了這個詞的意義不甚明確。這是他　１９１９　年文章中的

“民眾”嗎？或者是從未遠離毛澤東關注的中心的“中國人民”或“中華民

族”？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特徵，這兩個實體是不可分割地連在

一起的。自　１９１８　年或　１９１９　年以後的任何時期，他決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個

民族主義者，只關心中國的“富強”。可是他也不是像　Ｍ．Ｎ．羅易那樣，不根

據民族進行思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　１９２０　年這一年中，毛澤東對向西方學習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態度，經

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毛澤東在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寫信給周世釗，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又寫另一信給向警予，表現了關於去國外學習這一比較狹窄的問題的

看法的改變，這象徵了這一重大變化。在前一封信中，他聲稱，儘管許多人

迷信地重視去國外學習的好處，事實上成萬或成十萬曾到國外學習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學到了有用的東西。他寫到，總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兩大潮流各佔半個世界，而東方文化“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儘管他在原

則上不全反對去國外學習，他卻願在去國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國文化。①

② 《毛澤東集補卷》第　1　卷，第　229—230　頁。

① 《毛澤東集補卷》第　1　卷，第　242　頁。

① 《新民學會資料》，第　62—65　頁。《毛澤東集補卷》第　1　卷，第　191—194　頁。

相反，半年之後，他給在法國的向警予寫信，抱怨在湖南對婦女（或者

說，對男子也一樣）沒有什麼進步的教育，力勸她吸引儘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國外，並補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澤東對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態度的轉變，並不像這裡對比鮮明

的兩段話所表現的那麼惹人注目。在　３　月份，他寧願留在國內的理由之一，

根據他給周世釗的信，是人們透過閱讀譯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國的知識。可

是，他的思想傾向還沒有確定，正如他本人所說，“坦白地說，在各種思想

形態和學說中，我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明瞭概念”。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從中

國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化本質中，整理出這樣一個“明瞭概念”。毛

澤東大約要在三年的時間內在長沙創造“新生活”，他在計劃裡說，個人是

首要的，小組次之。他特意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