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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宣佈撤銷彭真領導的“文革五人小組”。“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18日，“專在字縫裡找文章，把經念歪了”的林彪在會上頌揚毛澤東的“個人天才”，說黨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顧問康生，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陳伯達代表中央宣佈撤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職務。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指出“一個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國興起”。

5月16日，戚本禹發文誣陷鄧拓“是一個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鄧拓在家停職反省。鄧拓對夫人丁一嵐說：“我的歷史問題相信黨組織會弄清楚的。”次日夜，鄧拓在給彭真、劉仁（北京市委組織部長）寫的信中說：兩個欄目中“我寫的文章合計171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而對於批評他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最後“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他希望孩子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

就在林彪發表“5？18講話”那天的凌晨，鄧拓在寓所服藥自盡。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裡，吳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裡猛烈砸門聲驚醒”，小兒子吳彰回憶說：“（我）老是嚇得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不久，吳晗進了勞改隊，“他的身上總是舊創未平，新傷又起”，1968年4月，“媽媽也被送入勞改隊”，後雙腿癱瘓。1969年3月19日，11歲的吳彰跟著15歲的姐姐吳小彥去太平間看已於前一天去世的媽媽，“媽媽雙眼半睜，面頰上還有幾滴淚珠”。1969年10月11日，吳彰和姐姐被帶到一家醫院，他們沒能最後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著問，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在場的人說因為昨晚沒找到他們。而姐姐因為去要爸爸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後來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剛滿22歲的吳小彥含恨死去，而幾天之後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文革”結束。

由鄧拓、吳晗之悲慘，可以想見唯一倖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樣忍受活著的艱難？

“三家村”的厄運使全國大批幹部、群眾蒙受株連，就連玉門關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員被下放。《海瑞罷官》主演馬連良於12月含冤致死。導演王雁死裡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為紀念吳晗逝世十週年，北京京劇院重排《海瑞罷官》時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憶鄧拓》的序言中寫下：所謂“三家村”的冤獄和鄧拓、吳晗同志的犧牲，不過是一場歷史大悲劇的序幕而已。

的確，在這一年沒人知道翻騰的四海，震盪的五洲裡有多少興風作浪的蝦兵蟹將，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魎；也沒人能預見風平浪靜後，世間是否還能留存一些守持著“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豪情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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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歷史中的人生

還有些冷冽的江水嘩嘩地流淌著，反而顯出烏蘇里江邊的寧靜來，不遠處就是連綿的山峰，僅與岸邊相隔百多米的小島更像是江水裡的一個灘頭，這個從高處看上去像個大元寶的小島就是位於黑龍江省、中蘇邊境線處的、面積平方公里的珍寶島。

元宵節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寶島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著巡邏隊的戰友像往常一樣，呼吸著掠過冰雪的清冷空氣，巡視著這片小巧的島嶼。沒想到竟在島中與蘇軍相遇，實際上，蘇軍出動了數十人，分乘2輛裝甲車、1輛軍用卡車和1輛指揮車。孫玉國他們立即向對方發出警告，可是蘇軍卻突然開槍射擊。中方被迫還擊，經一個多小時激戰，蘇軍覆滅。當天，中國政府即照會蘇聯政府，強烈譴責其入侵行為，但蘇聯並未停止行動，反而於15日和17日再次發動進攻，終以失敗結束。中方繳獲一輛T62型坦克，成為蘇聯侵略中國領土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