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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幸運地度過“文革”也許要感謝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而給予他和眾多人不幸的那一刻正是開始於這一年的11月。

這一年還有一位思想者也陷入了階級鬥爭的旋渦。

與梁漱溟在多年之後被補戴“右派”帽子一樣少見的是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的顧準在這一年被第二次打成“右派”。

顧準夫人汪璧也再次變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當眾宣佈開除黨籍，為了5個孩子和家人不受牽連，汪璧提出離婚，顧準並不情願，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麼多債，以後不應該再害親人”。可是離婚後，汪璧也未能擺脫厄運。她因1964年在家中銷燬顧準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在“文革”中成了包庇並幫助“極右分子”銷燬材料。外部的殘酷，內心的愧疚在1968年4月8日把汪璧推向了深淵，她扔下5個孩子服毒自殺了。而被隔離的顧準得知此事已是在一年半以後了，“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麼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援不住了。”他難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她為什麼自殺？她不是不許我死，說要害人。她為什麼要害人？”他的責問誰能回答？

1974年11月，當身患絕症——癌症晚期的顧準忍辱在“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時，僅僅是想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再見見自己無時不在祝福的早已與自己“劃清界限”、斷絕親緣關係的5個孩子。而這個高傲的靈魂曾在息縣（1969年11月下旬顧準被下放到河南息縣）批鬥會上冒著“拳林腳雨”倔強地大喊“我就是不服”，正是那瘦弱身軀裡一顆有愛的心令他簽下自己的名字，因為他也希望自己臨死的“屈辱”能給孩子們換回一個生存的空間。然而，當這個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同胞、愛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終於離開世界的時候，他的子女仍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他們甚至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

顧準犧牲人格尊嚴和道德操守的兩次妥協，僅僅換回了兩次“摘帽”，而這恰恰不是他所追求的，事實上，他為之付出的家庭卻離他很遠很遠。

多年以後，顧準的長女顧淑林懊悔地說：“我不想逃避自責，也無法躲開痛苦。”“我逐年追蹤著父親的一生，1957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裡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捱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為何總是，為何總是在多年之後，人們才黯然神傷地追悔往昔，徒然地感嘆——

幾年離索，錯錯錯！

1966，四海翻騰

洶　湧

波濤洶湧的大浪過後，既有流傳千古的“風流人物”，也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感慨，既有“獨自莫憑欄”的傷懷，也有“此恨誰知”的眷念。可是“浪淘沙”後，不論金子是被帶走還是留下，都應了那句“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1966，四海翻騰

大概每個中國人在聽到“1966年”時，都會“心中一動”——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瞭解的、不瞭解的，都會“心中一動”。的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一個“荒謬”時代的開始，很多延續的東西至此戛然而止，很多“荒謬”的事情自此應運而生。

這一年吳晗已被關了起來，但是批判並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是“閻王殿”包庇壞人，不支援左派，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擔任寫稿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透過點燃“文革”導火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終於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態，升級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這一年又掀　“狂潮”，5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以此揭開“文革”的序幕。這篇文章一出，全國報刊立即轉載。此文分7個部分系統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6天以後，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