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3/4 頁)

侵略政策服務，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絕對優越，蔑視中國，使日本士兵心靈上受到可怕的影響。軍事訓練也是極其殘酷的，要求極嚴，在操場上，在野外懲罰士兵是常有的事。由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年輕軍官是日本的典型軍人，他們集頑強性與殘酷性於一身，不僅親自參與殺人，並作示範，要新兵也這樣做，由此進行軍人教育。在南京大屠殺中用我同胞作練習刺殺的靶子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第四部分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第46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3）（圖）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佔南京中華門。該城門頂端箭樓當時被日軍炸燬。

鵜野晉大郎作為日本軍人在侵略我國時犯有罪行，曾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他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並深有感受地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兇惡的化身也不過分。”（《〈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的手記：《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大屠殺》第259頁）

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員、下士官山岡繁，日本投降後曾作為戰犯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15年。他少年時代就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並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薰陶下，產生了可怕的精神狀態。對此，他這樣說：

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他民族採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作英雄行為，並從崇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這些思想是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教育，在軍隊裡透過軍人精神的薰陶而形成的。正由於有這些思想，才把侵略戰爭視為正義戰爭，若無其事地幹下了慘無人道的行為。（引自《大屠殺》第265頁）

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歸罪於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一點也不言過其實。

第四，南京大屠殺來自日本軍隊最糟糕的紀律。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由中山門進入南京城內，看到南京城裡城外被日本軍燒殺所留下的現場後，感到自己的罪責難以掩飾，也認為：日本軍是世界上風紀最壞的軍隊；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掃地。日本軍風紀已成習性。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下克上”、軍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項。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軍人策劃和指揮發動政變，要求改變對外政策，殺死內閣大臣、財政大臣和教育總監等人，提出成立“軍人政府”，建立軍事獨裁。政變雖被鎮壓下去，但軍中的’少壯派”卻更為反動。廣田內閣的上臺標誌著日本進一步法西斯化，導致了進一步對中國的侵略，助長了“下克上精神”在軍隊中潛滋暗長。

無視政令軍令的事在日本軍隊中常有發生。攻陷上海後，在向南京追擊的途中，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及時地下達了以蘇嘉線為“限制線”的命令，要求皇軍到達此線後討伐任務誓告一段落。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勸蔣”的動向，同時皇軍在上海經過苦戰，消耗很大，官兵都很疲勞，急需休整，以恢復精力，並在此期間獲得補充、補給，預計1938年1月再向南京進擊。但11月15日，第10軍不接受“限制線”的命令，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軍越過“限制線”南端的一翼，沿太湖南岸如脫韁之馬，快速向南京方向追擊。松井作為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未及時制止，顯示出他默許這種做法，在日本軍中起到了下級可以不按上級命令辦事的縱容作用。

柳川平助是第10軍司令官，他的“表率”下級不會不模仿。總之，在日本軍隊中“下克上”的風氣，似乎被視為一種“英雄”行為，因此軍紀紊亂之程度可想而知。瀧川政次郎後來特別提到南京事件，認為發生這起事件　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軍隊喪失統率力，軍紀紊亂；在培植私人武裝力量的軍隊裡，必然出現下克上的風氣。軍隊的實權很快轉到了佐官級、尉官級，到頭來轉到下士官級手中。在不聽從軍官命令的下士官統率下，士兵們的暴行和掠奪是不可避免的。”（《新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到97頁）應該看到，高階指揮官“下克上”行為的危害性要甚於下級軍官。當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南京調查。而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竟對阿南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統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