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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反映那個社會的現實生活，把人物命運全部放到社會舞臺上來進行展現。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僅僅是一種外加的形式歸納，很多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並不承認自己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而是宣稱自己為“社會現實主義作家”。仔細注意一下就會發現，阿斯圖里亞斯、略薩、馬爾克斯、卡彭鐵爾、魯爾福、亞馬多等所謂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都是積極涉入社會現實的作家，有的乾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雙重身份。

。　想看書來

後記：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3）

一位記者曾經問馬爾克斯　：“最成功的小說應當什麼樣子？”馬爾克斯的回答是　：“最成功的小說是絕對自由的小說，是以其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深入現實的力量讓讀者憂慮不安的小說。”馬爾克斯進一步強調：“如果它能夠把現實翻轉過來，讓讀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這或許可以說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干預，在歷史與時代的舞臺上展示人物內在命運，正是拉丁美洲文學發生“爆炸”的根本內在原因。不幸的是我們從一開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學的這一特性。現在是強調這一特性的時候了。

作家有時候要像西西弗那樣固執和堅韌，否則你就會和巨石一道滾下山去。我不願意滾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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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完成了《危險的移動》第二部的創作（第一部於二〇〇五年出版），按照習慣把書稿封存了起來，開始思考下一步怎樣執行創作計劃。

本書不在計劃之中，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幾年這裡的人物卻經常闖到我的腦海裡來，甚至在讀書的時候也經常想到它，總感覺有一種東西在召喚著我。因此，一旦把《危險的移動》第二部殺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九八六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母親·兒子·黃河》找出來，仔細閱讀。我發現了將近二十年前的稚嫩，同時也發現了這部作品蘊涵著沒有被很好開掘的深刻歷史內容，這是一個現在就可以開挖的富礦。於是，我改變了計劃，把別的作品推後，優先寫作本書。

《母親·兒子·黃河》是一部較長的中篇，大約八萬字，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曾經在一份歷史研究雜誌上作為特定題材作品進行連載，當時反應不錯，曾經有電影導演找到我，希望改編成電影。我自然十分高興，全力做了配合。但是，我不知道那位導演在他所在的電影製片廠遇到了什麼問題，這件事居然在進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漸漸停了下來，當時弄得我很鬱悶。現在，我很慶幸那件事沒有進行下去，否則，在我的創作歷史上留下的將不是輝煌，而是一種抹都抹不掉的難堪。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作品本身。

《母親·兒子·黃河》的主題是：在階級性與人性的衝突中，階級性最終戰勝了人性，核心情節是母親玉蘭由於兒子紹平的怯懦而槍殺了他。這實際上是用適合於那個年代要求的概念化、主題先行的手法創作出來的一個故事。時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時代思想在深化，我個人的認識和見解也在深化。我感覺，原來對題材和人物的處理都趨於簡單和膚淺，脫離了人物的內在性格邏輯，在這個層面它是不成功的；但是，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微觀精神世界的描寫，又使得它顯現出一部優秀作品的內在品質。

我決定修改這部作品，嚴格說起來是重新寫作它。

我用整整一年時間來做這件事情，在全部工作以外的時間全身心浸淫在作品裡，生活在那些虛構的人物中間，幾乎中斷了全部社會交往，連手機都擱置了起來。我常常半夜兩點鐘起床和我的人物交談，天亮以後再回到現實生活當中——就像經歷了夢遊的人那樣，這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世界反倒不那樣真實了。

在這裡，我特別要提到我愛人袁平和女兒陳萌在生活上、精神上給我提供的幫助和支撐，沒有她們的這種幫助和支撐，我將無法安排任何創作活動。

和以往的創作經驗不同，當我為本書劃上最後一個句號的時候，我沒有體會到終於做完一件事情的興奮感，反倒覺得是解脫了一個“噩夢”。這個“噩夢”難捨難棄，纏繞了我將近二十年，讓我興奮，讓我痛苦，讓我理智，讓我瘋狂……我經常問自己，在這個故事中，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打動我，讓我如此不得安寧？我想也許有很多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恐怕還在於：這是一個關於我們自身的故事，我們不可能在這樣的故事面前無動於衷。

我以為，小說必須表達只有小說才能夠表達的東西，這些東西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性的深度、心靈演變的軌跡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如果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