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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指劉備）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三國志》卷四十一《費詩傳》。

連劉備繼承漢統都有人極力反對，何況諸葛亮乃異姓之臣，在身受託孤重任時就急欲篡漢自帝，易代更祚，這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誠然，劉備臨終時確曾允諾諸葛亮“自取”，但這絕不是劉備的希望，而是一種無奈之舉，前提是在劉禪“不才”的情況下才能出現。諸葛亮執政時，劉禪還是能“親賢臣，遠小人”，遵從父言，“事諸葛公如事父”，故陳壽稱讚他“任賢相則為循禮之君”《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諸葛亮又有什麼理由，輕易地將其廢黜呢？

3。千古之謎：諸葛亮是否“自取”（2）

劉備逝世後，諸葛亮雖獨攬朝中大權，但在蜀漢政權內還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權威，諸葛亮治國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聯吳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軍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劉備在世時，亮僅以“撫民劃策見任”，從未單獨領兵作戰。眾所周知，三國乃爭戰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國。曹操、司馬懿、孫策、周瑜、陸遜等人皆以其傑出的軍事才能而威震諸侯，聞名天下。諸葛亮若要代漢自帝，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聲望和絕對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對於蜀漢政權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斃，對於諸葛亮個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顯示其軍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會心悅誠服，也無法樹立起個人聲望，最終也就不能達到登上帝王寶座的目的。諸葛亮前後《出師表》的主旋律就是兩個字：北伐。這是諸葛亮執政後，舉國上下推行的一以貫之、始終不變的政策，“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在我看來，諸葛亮這番話並無任何矯情飾偽，反倒是心中隱私的真情流露。因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屆時，其已功高不賞，他要廢掉“不才”的劉禪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資本。

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為了受九錫，進而代漢稱帝，並非駭人聽聞之說，我們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較。諸葛亮辭世百餘年後，東晉權臣亦欲以此而達到同一目的。東晉偏安於江左，中原及兩京之地久為胡人所據，東晉朝野上下，無不以北伐、還於舊都作為其公開打出的政治旗號。然東晉北伐乃一把雙刃劍，於東晉朝廷而言，北伐成功雖然能收復舊土，華夏一統，但權臣卻因功高而坐大難制。東晉權臣每每以北伐為增加權勢及聲望的資本。凡北伐稍獲勝利，即冀獲封王及九錫之賜，為移鼎更祚創造條件。東晉大將桓溫滅蜀後，聲望大著，“朝廷憚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政治格局。《晉書》卷九《孝武帝紀》史臣曰。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覬覦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於趙、魏”，《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恢復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禪位。史載：“（桓）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殷浩失敗被廢，“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公元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桓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同上。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將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云“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錫）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於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歷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如果進一步分析，筆者發現諸葛亮在北伐前已經接受了部分九錫。後主劉禪“詔賜亮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諸葛亮集》。。九錫乃九件器物所組成。《公羊傳·莊公元年》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鉞，九曰秬鬯。”諸葛亮所受的“虎賁”、“鉞”皆為九錫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樂舞”之一部分，相當於九錫中的“樂則”。這樣看來，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錫，比之於春秋時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