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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之”。《資治通鑑》卷七十七。司馬昭的這個戰略方針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吳國的援軍被司馬昭擊敗，只得退歸江東。諸葛誕外無救兵，內乏糧草，壽春成了一座孤城。司馬昭又乘機展開攻心戰術，他遣廷尉何禎“使淮南，申明逆順，示以誅賞”《晉書》卷二《文帝紀》。，以瓦解叛軍。又行反間計於駐守在城中的孫吳將領，結果吳將“（全）懌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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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野心家”司馬昭正名（2）

在司馬昭重兵圍困下，叛軍內部又發生內訌，諸葛誕殺死同黨文欽。欽子文鴦、文虎走投無路，請降於司馬昭。文欽是司馬氏政敵，其子投降後，“軍吏請誅之”，司馬昭不但不殺，反而“表鴦、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同①。叛軍見“文欽之子猶不見殺”，紛紛投降，已呈土崩之勢。司馬昭見時機成熟，“乃自臨圍，四面進兵”，發動猛攻。諸葛誕突圍逃跑，被魏軍擊斬，淮南悉平。

戰事結束後，有人建議“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司馬昭不同意，他說“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結果“一無所殺，分佈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資治通鑑》卷七十七。司馬昭此舉確有政治家的氣魄，和曹操採取的“圍而後降者不赦”《三國志》卷十四《程昱傳》注引《魏書》。的屠城暴行形成鮮明的對比。其“以德攻之”的懷柔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使得“吳眾悅服，江東感之”《三國志》卷二十八《諸葛誕傳》附《唐諮傳》。，對爭取吳國民心的歸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就為以後晉武帝平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對司馬昭平淮南的用兵方略和採取的寬容政策甚為欽佩。他讚道：

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今一徵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捲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同①。

可見司馬昭是一位智勇兼備，特別是以謀略見長的軍事家。司馬昭迅速平定淮南之亂，不僅鞏固了司馬氏集團的統治，而且使人民免遭兵災戰禍，其功績應予肯定。

三、滅蜀，為統一全國奠定基礎。

司馬昭“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晉書》卷二《文帝紀》。，積極準備消滅蜀、吳，統一天下。對司馬昭來說，統一天下的關鍵是消滅蜀國。蜀雖偏據西南一隅，軍事、經濟力量均不如曹魏，然而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蜀漢前期有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治國，他內修農戰，嚴明法令，外伐曹魏，以攻為守。故蜀漢乃曹魏之勁敵，當諸葛亮北伐中原之時，連足智多謀、善於用兵的司馬懿也“畏蜀如虎”，“閉軍固壘，莫敢爭鋒”。《晉書》卷一《宣帝紀》制曰。但自諸葛亮死後，蜀漢國力日趨衰落。姜維對魏連年用兵，敗多勝少；劉禪不理朝政，昏庸無能，以致“蜀人愁苦”，“百姓疲弊”《華陽國志》卷七《劉後主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與蜀漢情況相反，司馬氏集團不僅在政治上比較清明，而且大力推行軍事屯田，取得十分顯著的效果。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很大恢復和發展，不僅洛陽地區墾田增多，而且邊緣地區荒田亦被開墾。淮河流域到司馬懿執政時已是“倉庾相望”，關中地區到司馬師掌權時已有大批餘糧，這就為司馬氏統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在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的形勢下，敢不敢於發動戰略進攻，趁蜀漢衰弱之際，發兵消滅之呢？曹魏朝廷中很多人沒有看出滅蜀條件已經成熟。他們對蜀漢軍事力量估計過高，又認為巴蜀天險難以逾越，故“朝臣多以為不可”伐蜀。《資治通鑑》卷七十八。甚至連名將鄧艾也“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同上。。但司馬昭力排眾議，他知己知彼，洞悉局勢，看出蜀漢已是“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同上。。在對吳、蜀二國的政治軍事形勢、地形、氣候條件作出全面分析後，他及時把握戰機，制訂了先滅蜀後平吳的戰略計劃。其部署是“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並魏之勢也”《晉書》卷二《文帝紀》。。可見司馬昭對伐蜀戰役，早已運籌帷幄，成竹在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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