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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魏延之死，亦為一大冤案。《三國志·魏延傳》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是諸葛亮臨終前召開的最後一次高階軍事會議，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導致了嚴重後果。

首先，主帥病危，為了怕引起軍心動搖，只與少數人商定後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少數人，既應包括自己的親信，也應包括軍中最重要的高階將領。魏延時為前軍師，徵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而諸葛亮是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二人均假節，封侯。可見，魏延在蜀漢朝廷中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楊儀時任丞相府長史，費禕為丞相司馬，姜維任中監軍徵西將軍。以官位論，楊、費、姜三人之官職均不能與魏延相比。而諸葛亮召開如此重要的軍事會議，卻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這難道不是故意的嗎？

其二，諸葛亮雖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但並沒有安排誰任全軍主帥。只是“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在前後軍中間起銜接輔助作用。楊儀任何職呢？不知道。看以後事態發展，似乎全軍上下都認定諸葛亮讓楊儀暫攝全軍統帥之職。而事實上，楊儀並無蜀漢朝廷或諸葛亮臨終前的正式任命，楊儀統率全軍名不正、言不順，這就為魏、楊內訌伏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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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延腦後有反骨嗎？（5）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以餘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諸葛亮一生用兵過於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果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揹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作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禕、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循規蹈矩，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而魏延是一個有自己獨立見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認為諸葛亮膽怯，常感嘆自己懷才不遇。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同上。，連後主劉禪都聲稱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而魏延卻時常不買諸葛亮的賬，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其三，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掃除障礙。《三國志·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州耆舊雜記》。姜維是公元228年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徵西將軍。

諸葛亮深知若要蔣琬、費禕、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樑，欲將魏延置於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禕、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卷四十四《費禕傳》。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