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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一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章氏的這個見解很大膽，當然這僅僅是猜測。也許章氏覺得此說理由不夠充分，故不久又補充曰：“當是時，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撫民劃策見任，未能一切領錄。其任武侯又不如關羽舊人保信，荊州之敗，始於嬈吳，終於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頁。將“荊州之敗”歸咎於劉備的“疏慢”輕敵。但章氏此說亦頗牽強。是時諸葛亮雖不能“一切領錄”，執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並未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略決策。然《三國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見諸葛亮勸諫的記載。退一步而言，即使劉備寵信、縱容關羽，不把《隆中對》放在心上，但襄樊戰役打響後，劉備、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關注戰役進展的一舉一動。儘管川、鄂之間山路阻隔，交通不便，資訊傳播不甚暢通，但整個襄樊戰役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開始，至翌年一月結束，首尾長達半年之久，蜀漢作為一個完整的新興政權，不可能沒有任何資訊傳播渠道。

關羽攻襄樊，守荊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時孫劉聯盟已呈破裂之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孫吳隨時可用奇兵偷襲荊州，諸葛亮深諳兵法，難道他會掉以輕心？眾所周知，諸葛一生唯謹慎，從不肯弄險。他為何不提醒“疏慢”的劉備？方詩銘先生在《三國人物散論》（62）《劉備與關羽》一文中認為，不是諸葛亮要除去關羽，而是劉備要剪除關羽。茲節錄方詩銘先生在《劉備與關羽》一節中的部分原文：“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這是憤怒至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等程度，對此，劉備不可能不有所知曉。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麼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時必然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隆中對》的破滅，荊州的失守，關羽不能辭其責。但是，由於劉備與關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據荊州政治軍事重地，以監視關羽，終於矛盾激化……更為重要的是，聽任關羽破壞《隆中對》策劃，挑起對曹操的戰爭。對此，劉備似皆若無其事。”並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將諸葛亮“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御”篡改為劉備“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御”。還說：“章太炎在《訄書》中的看法是大膽的，更是有見地的。”方詩銘：《劉備與關羽》，見《三國人物散論》（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這種移花接木的方法實不可取。我以為，只要諸葛亮負起自己作為“軍師”的職責，隨時將荊州的“險情”提醒劉備，與關羽“自少結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情同手足的劉備絕不會“疏慢”到只作壁上觀，對兵敗臨沮的關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關羽送上斷頭臺的除了孫權、呂蒙之外，諸葛亮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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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葛亮擇主與拜相（5）

關羽死後，諸葛亮的地位和權勢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後，劉備對法正的信任程度遠遠超過了諸葛亮。對此，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劉備東征，“以復關羽之恥”，群臣紛紛勸諫，劉備一概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志》卷三十七《法正傳》。對劉備發動的夷陵之戰，諸葛亮是否諫阻，因史無記載，無從得知。但從諸葛亮這番言語中，即可知法正在劉備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諸葛亮難以企及的。

劉備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規劃，法正不僅助劉備取益州、定漢中，建立了卓越功勳，且“智術有餘，能回人主之意”。“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