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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於後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荊州，又要攻取曹魏軍事重鎮襄樊，真乃捉襟見肘，其艱難自不待言。由於關羽兵微將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統率大軍屯駐摩陂，調遣徐晃、徐商、呂建、殷署、朱蓋等各路援軍至樊城時，關羽面臨強敵，兵力更顯單薄。當時關羽所部，與孫權西線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將曹仁的兵力大體相當，但當曹操進駐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後，又陡然變化為一比三。曹、孫合流，南北夾擊，關羽就處於一比五左右的絕對劣勢。

從軍事實力、將帥配備、地理形勢來看，益、荊二軍是蜀漢政權中主力軍和偏師的關係，益州軍起著主導作用。荊州軍的作戰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援，而關羽征討襄樊之舉正是在沒有益州軍支援下的單獨行動，面對曹、孫兩大強敵焉能不敗。

論者皆謂呂蒙偷襲荊州，致使關羽軍敗身亡。其實即使東吳不背盟圖羽，單憑關羽這支偏師亦很難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夾擊關羽之際，羽軍已面臨覆滅的危險。史載“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資治通鑑》卷六十八“獻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雙全的曹魏大將徐晃竟能攻入重圍，破羽圍塹鹿角十重，迫使荊州軍撤襄樊之圍而返師南逃。只因曹操欲“使兩賊（指孫權、關羽）相對銜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殲羽軍。故胡三省評曰：“晃營破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寇自弊，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認為：“關羽之覆於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擾，羽即前而與操相當，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餘，以敵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兩人所見略同，確是中的之論。

論者又謂關羽麻痺輕敵，盡撤荊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後方空虛，給孫權以可乘之機。其實這也需要分析，關羽抽調荊州守兵，固然是他對東吳偷襲荊州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但如果不是樊城前線形勢艱危，亟須增兵，他又何必動用看守老家的部隊呢？關羽南征北戰數十年，雖稱不上足智多謀，但亦並非一勇之夫，焉能慮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實亦有難言之隱。

那麼，為何會造成荊州兵力如此空虛的局面呢？筆者認為這是劉備違背了諸葛亮、龐統的戰略部署而造成的惡果。劉備集團在佔領荊州之後，必須分兵取蜀，“以定大事”。按照諸葛亮的軍事意圖，由劉備率軍襲取益州，開闢新的基地。但必須留下重兵駐守荊州，即確保這塊戰略要地，又預伏以後北伐的兵力。所以在同劉備分兵時，劉備只帶走黃忠、魏延等將領，諸葛亮自己則親自鎮守荊州，並留下關羽、張飛、趙雲等大將。

因益州牧劉璋闇弱無能，故龐統認為可用奇兵襲取巴蜀，他先勸劉備趁與劉璋在涪城會合之機，一舉擒璋，以收兵不血刃而定益州之功，但劉備不從，以致錯失良機。繼而龐統又在劉備進討張魯時，建議他“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因為“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這樣也能達到“大軍卒至，一舉便定”《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傳》。的目的，可惜又遭劉備拒絕，失去兩次絕好的輕取益州的機會。最後劉備還得同劉璋兵戎相見，但由於時機延宕，益州人馬已作了充分準備，結果進攻受挫，軍師龐統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戰中中箭身亡，此時劉備兵力受到損失，進退失據，不得不再次調荊州兵入川。

襄樊之役與關羽失荊州（3）

倘若劉備聽龐統的謀劃，用奇兵巧襲益州，則不僅壯大了入川這支軍事力量，而且也使荊州軍根本不用分兵入川，可惜由於劉備的迂腐固執，把第一步棋走死了，就迫使荊州大部分兵力西進，雖然救活了益州危局，卻造成荊州軍勢單力孤的險境。但如果劉備對荊州局勢有清醒的認識，收川后能及時調整戰略部署，亡羊補牢，大局仍可挽回。因為在劉備取巴蜀、定漢中後，勢力達到鼎盛，益州蜀軍總兵力估計已達十五萬左右《夷陵之戰確係以少勝多》一文對劉備收川后的兵力作了估算，筆者十分認同。此文載《北京師院學報》，1980（2）。，劉備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派張飛或趙雲還師荊州，以實江陵之虛。倘若荊州軍能增加到七八萬左右，蜀國主要五員大將中能有兩員或三員一起鎮守荊州，再派法正這樣的智囊為“謀主”，則荊州之守亦可穩如泰山，確保無虞了。正如後來孫吳鎮守荊州的大將陸抗所言：“使臣所部足滿八萬，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附其子《陸抗傳》。可是，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