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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從事新聞工作，有時卻不太醉心熱的新聞，反而迷戀冷的歷史。這兩年來，我是一個“舊聞”記者，沐浴在春風裡，幸福地訪問著文化界的前輩們。本書記錄的是歷史長河中的留聲。

時間真是奇妙，有時很快，有時很慢，盡在人心間。前輩常會感慨新時代的健忘。唐德剛1970年訪臺時，蒙林語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時問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對方大聲反問：“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時，楊振寧前往探病，被門房小姐擋了駕，一番周折後才能進去。楊振寧坦然告訴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機，下機後歌星前呼後擁坐加長轎車而去，他的場面雖然冷清些，也有加長轎車來接，同機旅客乃耳語相問：“楊振寧是唱什麼歌的？”歷史還算公正，時至今日，林語堂開的文化公司還沒有倒閉，而楊振寧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戶曉。正是抱著對歷史長河淘盡風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為前輩們留下回憶。

訪談是件苦差事，事後回憶起來卻總是甜蜜的。幾乎每一場訪談都讓我想起年少時考試的情景，訪談前苦做功課，訪談時談笑風生，訪談後細心整理，從始至終都如履薄冰。每次見受訪者前，我總恨不得把相關的資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到了和受訪者面對面時，我總提醒自己：忘記那一堆繁雜的資料，只選幾個最感興趣的問題。笑談之中，相激相蕩，自然會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個好奇愛問的年輕人，在前輩面前，又時時剋制自己：只做一個真誠的聆聽者，儘可能用最簡潔的問題，引出最詳盡的答案。我自認是沈昌文的“粉絲”，努力向他學習與大文化人“談情說愛”的本領。沈昌文自稱是“小文化人”，那麼，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無成竹，事無定見，學無定說，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無一恩一怨羈絆。”訪談時如同一個空杯，儘量從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陳年醇酒。

回憶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問我：“你記錄的訪談內容真的可靠嗎？”我會很負責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時回憶起少年時代的事情就常常不準確，推己及人，怎麼能苛求我爺爺的同代人在笑談風雲時如背史書呢？我常想，《史記》為“史家之絕唱”，難道其所記之事就全在歷史上真實發生過嗎？我不止一次發現，受訪者面對我說的話，與其親筆所寫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訪談，內容並非一致。黃苗子和鬱風夫婦、楊憲益和楊苡兄妹、黃永玉和黃永厚兄弟回憶起共同經歷的事情就有出入。親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間的回憶更有諸多版本。我喜歡這種多元，歷史如果只有一個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謂的絕對權威與標準答案，一家之言需要眾多旁證，心存疑問的求證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樂於盡我所能記錄下每位前輩的一家之言，為歷史留一個存疑的版本。

胡適當年深感中國傳記文學缺失，到處勸他的老輩朋友赤裸裸地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當我做了這麼多訪談之後，再看最可圈點的“赤裸裸”一詞，不免感嘆其難度之大，幾乎無法完成。且不論遮醜的自傳衣不蔽體，也不說美化的傳記塗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誠的老人，在經歷大半生風雲變幻之後，一心想準確無誤地回憶歷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種種侷限呢？陳寅恪說對歷史要有“瞭解之同情”，錢穆則說對歷史需保持“溫情與敬意”，可謂深知史海之浩瀚與人生之無奈。

我樂此不疲地訪問大文化人，源於好奇，也抱敬意，瞭解之後漸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讓自己進入這一代人的歷史世界。我的訪問物件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響的一代，胡適稱五四運動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那我就一廂情願地稱他們為“中國文藝復興人”吧。這一代人成長在傳統文化尚未人為斷裂的時代，國學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學海外，經受歐風美雨洗禮。不管身在何處，他們的心靈總在高處相逢，為民主科學的思想播一粒種子，為千錘百煉的中文留一點尊嚴，為浮躁騷動的人心寫一片空靈，真是足以復興中國文藝的一代。然而，晚清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後時局的變化常常出人意表。國家多難，民生多艱，美夢多碎，變局之中，但見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無數知識人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許倬雲認為，“變”是人類歷史上最不變的“常態”，通古今之變後關懷的是全人類與個人的尊嚴，使我如醍醐灌頂。處在瞬息萬變的新時代，我絲毫不敢取笑前輩們在其歷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