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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東西吃了就應該吐掉。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著。‘文革’時我被下放到農村,失眠症卻治好了,一直到現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話:‘塞翁失馬,焉知禍福?’遇到不順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兩句話我在‘文革’的時候經常講:‘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羨林寫過《牛棚雜憶》,各種罪名,都不要生氣,都不要驚慌。這就考驗我們的涵養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規律,規律要科學化;第二,要有涵養,不要讓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要能夠‘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百年風雲笑談中(2)
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張允和。張家四姐妹,個個蕙心蘭質,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崑曲名家顧傳,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李懷宇 你和你太太兩家都很有家學淵源,有學者還專門研究“張家四姐妹”,當作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縮影,你自己是怎麼看“張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 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寫過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於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並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丁憂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於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裡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上海、蘇州興辦新式教育。他用父親傳下來的財產,廣辦學校。後來,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跟他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財產專門用來辦教育,主張自己的錢不給兒女,只給兒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聖陶在我丈人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大笑)
李懷宇 你和張允和相愛的經歷是怎樣的?
周有光 我與我的老伴張允和結識,是因為我的九妹在張允和父親辦的學校裡讀書,並且與張允和是同班同學,這樣張允和就經常來我家玩。我和她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當時我的一個老師在浙江杭州創辦新式學院,要我去教書,我大概教了兩年;而她本來在上海大學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我當時在杭州教書。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笑)。我給你講一個有趣的事情:一個禮拜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說:“怪不得她中國話講得那麼好!”(大笑)後來我們都離開杭州,結婚了。結婚之後,我丈人給張允和兩千塊錢做嫁妝,那個時候兩千塊還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我們就用這兩千塊去日本讀了一年書。我們七十多年的婚姻的確很幸福。
李懷宇 聽說你們結婚以後從來沒有吵過架?
周有光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我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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