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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密切起來的，有點共患難的感覺。也許看小說看多了，我們還想著，說不定就會被抓去坐牢了，帝國主義把你關起來了（笑）。後來把整個世界和平理事會趕走了，趕到了芬蘭，因為那時候的蘇聯對芬蘭影響較大。而那時候領導還沒有來，就我們跑那兒去了，空了三個月沒有領導。“匈牙利事件”之後，我就覺得關係更進一步了，因為共患難了。

陳樂民 那時候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是一種神聖感。就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二十多歲，住宅又被封了，就覺得這好像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種緣分，有一點覺得……

資中筠 擔負了很重要的歷史使命的感覺！（陳樂民大笑）我們兩個年輕人都不是黨員，忽然在敵對勢力的圈子當中，覺得自己要站穩立場。

陳樂民 我們的這種做法還被我們上面的一位領導批評了，說我們沒有經過組織的同意。

資中筠 我們自己請奧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飯，那時候我們沒有權力請人家吃飯。

陳樂民 我們還沒有經過組織的允許，擅自同外邊接觸了，而我們這麼年輕，根本不夠條件、不夠資格這麼做。後來也沒有把我們怎麼樣。

資中筠 那時候還算寬容了。

李懷宇 什麼時候結的婚？

資中筠 1957年7月結婚，那時候國內正在“反右”，我們暫時回來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參加了幾次會。本來沒有想著在那個時候結婚，後來領導動員我們：你們乾脆結了婚出去，方便一點。後來就結婚出去了。那時候結婚無所謂的，就去登記了一下，我們那時候住集體宿舍，就讓我們佔一間屋子。那天晚上吃過晚飯以後，有一個小小的聚會，什麼儀式都沒有。我記得那時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結婚以後可以去多領幾丈布，做被子，還挺人道主義的（笑）。同事們湊錢送一個暖壺、一個臉盆，挺實用的。

李懷宇 婚後又去了維也納兩年？

資中筠 後來又回到維也納了，因為蘇聯跟奧地利交涉以後，又可以到維也納辦公了。待到1959年回來，我們認為是臨時回來，所以很多東西也沒有搬回來。忽然又說不去了，因為跟蘇聯吵架吵得太厲害了。1959年中蘇開始出現分歧，吵得一塌糊塗。我們留下很多很好的書，都沒帶回來。

李懷宇 維也納是音樂之都。

資中筠 對，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們在那兒受到的禁錮特別厲害。只能在蘇佔區走，其他西方國家佔領區我們根本不能去。但是，幸虧歌劇院是在蘇佔區，所以我們去過歌劇院。他們每年有音樂節，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劇院、管絃樂隊到那兒演出，世界和平理事會前幾個月就給大家登記買票。我們跟大夥去歌劇院看《茶花女》，還有其他的音樂會。後來覺得非常可惜，在那兒待了那麼長時間，就是沒有享受它的風光，連電影也沒有去看，就在那個小圈子裡生活。

陳樂民　資中筠：美國與歐洲文明一脈相承（6）

李懷宇 小圈子裡有什麼生活？

資中筠 挺有意思，各國共產黨派來的人員，有一個工作班子，出刊物。法國、英國、西班牙、奧地利的工作人員，有時候也組織郊遊，像我們國內的單位似的。放假特別多，各種節都過，比如說我們國慶也放假，十月革命節也放假，所有奧地利的傳統節日他們放假，我們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國的國慶都放。工作語言是法文，你要不會說法文，就沒有資格在那兒。我的第二外語是法文，在那兒又加緊提高了一點。

陳樂民 我們那個時候受禁錮非常自覺。

資中筠 還有，我們沒有領導了，就剩下我們兩個人在維也納，我們連電影都不看，沒有批准我們去看電影，我們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領導在的時候帶我們去看才去。

陳樂民 那時候我們寫東西，根本沒有個人的東西。

資中筠 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現在寫東西要查就很麻煩。

陳樂民 我們寫回去的報告底稿都在“和大”檔案裡，署名“陳資”，一入檔案，連自己都沒有資格看了。

1959年，陳樂民和資中筠受命從維也納回國。陳樂民回憶：“我是很‘幸運’的：從到維也納起，我親證了中蘇關係從‘兄弟般’的友誼到齟齬不斷，又到矛盾衝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銳對立、關係破裂的全過程。”“文革”爆發後，全家下放河南幹校，兩年後，中美關係發生變化，需要外事人才，夫妻被調回來工作。

李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