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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發財，就供給弟弟一個房子。唐瑜比我大四歲，我們一直很要好。唐瑜靠近共產黨，出獄以後一直與潘漢年有聯絡。我又與唐瑜在一起，所以也就與地下黨很熟悉。我跟共產黨很多年，當時並沒有想加入，只是一心想畫畫，能夠發表就滿足，與共產黨有了不小的緣分。“二流堂”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到最後才平反。現在關於以前“右派”的事情，我統統不講了……

李懷宇 抗戰勝利後，你畫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漫畫。當時整個文化界的風氣是怎麼樣的？

丁 聰 因為整個文藝界抗日協會都是周總理在領導的，文藝界的天下都是共產黨的。夏衍、陳白塵、阿英他們很早就是地下黨。

1949年後，丁聰懷著滿腔熱情投入工作，“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從此有近二十年的時間無法在內地公開發表漫畫。“文革”結束後，丁聰以超常的精力，創作了大量的諷刺漫畫和文學書籍插圖。1979年《讀書》創刊後，他的漫畫專欄從未中斷。

李懷宇 1949年之後，漫畫界的風氣如何呢？

丁 聰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我們跟陽翰笙、張瑞芳一批迴到北平，那個時候還沒有建國。後來，開文代會、青代會、政協會議。解放初期，周恩來他們也很平易，後來就不一樣，但是周恩來對我還是很好，給我敬酒。解放以前，我們很大膽，以為不是共產黨，好做事情，什麼事情我都好做，那個時期反而是共產黨比較困難。就算我被國民黨抓到監獄，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共產黨。那個時候，反而最大膽。

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畫東風壓倒西風，可以罵外國人，罵帝國主義。開始我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反右”後才慢慢清楚……抗美援朝的時候，我跟第一次慰問團和廖承志去了，畫畫也都是憑概念的。剛剛建國以後，廖承志就找我去上海買邵洵美的機器，招工人。1950年年初運回機器，就讓我們建立《人民畫報》。其實我不想編畫報，這樣就沒有時間畫畫了，我是副總編兼編輯部主任，因為不是黨員，後來就被打成“右派”。

李懷宇 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間，有沒有畫漫畫？

丁 聰 我偷偷地畫，在北大荒我畫了很多。1958年，我們去了北大荒，聶紺弩後來也去了。我當時也畫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畫。我們當時怎麼會反黨呢？這樣是胡說八道、沒有理由的。現在我還搞不清，也根本不問了。在編《北大荒文藝》時，也為他們畫出了一些插圖，當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這些都不是漫畫，真正畫漫畫還是80年代以後的事了。我一個人主要搞技術，每個月我在農墾局的印刷廠裡設計版式、排版和校對，一待就是半個月。等刊物印出來後，再用牛車把它們運到火車站，裝上貨車，押運回來。這樣，在編雜誌的半個月裡，我便有時間畫畫。我在《北大荒文藝》，聶紺弩當時關在監牢，我就把他也弄到雜誌社。帽子不摘我就不回來。後來，我到了北京才摘了帽子，摘了帽子還是一樣，還是“摘帽右派”。平反以後，我仍然不能在內地發表畫，但可以在香港發表。我和龔之方合作，在香港《文匯報》上刊出《北京小事記》，他寫文章，我配圖，寫北京的題材，都是歌頌的題材。

李懷宇 “文革”結束後，你又進入一個創作的高峰期，這時的創作環境怎樣？

丁 聰 “文革”結束後，我們才基本恢復以前的工資、權利。斷斷續續地，我跟陳四益合作寫了很多本書。1979年，範用、馮亦代他們請我去《讀書》。但是受上海電影製片廠之邀，我去了上海搞電影，戲沒有拍成。回來以後，我也不回《人民畫報》。最自由的時期，還是三中全會以後的幾年。因為“四人幫”壓得太厲害了，文藝界需要喘息。三中全會以後，我也畫了很多諷刺社會不良現象的畫。只要有機會、有氛圍，我就會畫……對社會不良現象的諷刺，實際上對政府是有好處的。英美都沒有限制，法治國家，什麼題材都可以，只要不違法，都可以。

丁聰：筆底才情敵萬夫（5）

李懷宇 範用寫過一篇叫《相約在書店》的文章，講你們一起到三聯書店旁邊吃飯談天，朋友間的情誼很讓人感動。

丁 聰 跟《讀書》那些人，我們是好朋友。範用、沈昌文、董秀玉都退了，我是最老的了。我跟吳彬她們關係也不錯。二十多年來，我還在拿《讀書》的稿費。我對《讀書》有感情，儘管腦子跟不上了。這兩天我又要給《讀書》發稿子了，連標題也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