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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聰：筆底才情敵萬夫（3）

李懷宇 抗戰開始後，你的漫畫生涯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丁 聰 最初上海抗戰的時候，我在《良友》開始畫抗日漫畫，那是最起勁的時候，拼命畫，用漫畫救亡。上海淪陷後，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戰我一直在後方，輾轉於香港、重慶、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創作了《流亡圖》。畫抗戰漫畫以後，我才開始接觸政治。以前都是資產階級的一套，諷刺一下，開開玩笑。30年代初的文藝界，一直是左翼領導，魯迅他們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特別是電影界，首先被共產黨掌握，比如夏衍、趙丹他們都是左傾文藝工作者。慢慢地，左派的文藝勢力佔據了上風，我們也就開始接觸共產黨。共產黨開始先抓文化，聯華電影公司就比較進步，大學生比較喜歡看。而“天一”、“明星”這些就比較老，沒有文化，也沒有有聲電影，是默片。左翼文人就抓聯華電影公司，大學生也開始演話劇。黨就是靠抓電影，影響了一大批進步青年。

因此，新電影興起之時，我們的抗日刊物就與電影公司合作。我最早就是與唐瑜編畫報，之後去《良友》。後來上海成為孤島，日本人肯定要對我們抗日知識分子動手，我與張光宇他們逃難到香港。剛好《良友》也從上海搬到香港，所以，我一到香港馬上就有工作了。香港是個自由港，只要不罵英國，什麼活動都可以做。我到了香港就接觸了共產黨，與廖承志、夏衍他們相識，我們在上海的那些進步青年就靠攏了黨。一接觸共產黨我們就發現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夠朋友。我們當時就編了八路軍的畫報，《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戰以後我們都改成畫八路軍將領，都是愛國題材了。

李懷宇 當時，你與夏衍、廖承志他們這些共產黨人的關係如何？

丁 聰 抗戰以後，左傾的進步文人都是傾向於共產黨。我們到了自由的香港，共產黨也公開了，我們與喬冠華、廖承志、潘漢年經常接觸。我那時二十多歲，夏衍比我大十六歲，夏衍是廣州淪陷後，撤退到香港，再去桂林。在香港待了兩年以後，我跟隨夏衍到桂林、重慶等地，然後走昆明、河內等地回到香港。以後也總是透過越南到內地，受到他們的照顧。我在上海的時候不能畫蔣介石，到了香港以後畫了《現實圖》，我在《現實圖》裡一下畫了兩個蔣介石形象過過癮。

李懷宇 你為了畫漫畫，在重慶還跑到妓院瞭解情況，畫成了彩墨漫畫《花街》？

丁 聰 對。重慶有一個最下流、最低階的地方，我把它畫出來了。徐悲鴻非常肯定。有這樣的現實，我就要畫。

李懷宇 周有光講過一個笑話，抗戰時期你經常去他家，他兒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閒談時，周有光說“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他六歲的兒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兒子七十歲的時候，對周有光說：“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於‘小丁’。”

丁 聰 周有光當時也在重慶，他跟我們也很接近，那個時候大家都向往共產黨。當時我到了重慶不到半年，就趕上皖南事變。重慶的共產黨疏散了，進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張光宇說，我們剛回來挺熱鬧，就要回香港麼？那個時候唐瑜從仰光回重慶，唐瑜是我們活動的主心骨，我、張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張光宇一個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後來我的護照要過期了，三個月以後我也從仰光經過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畫報可以畫，也參加了不少話劇團。在報館裡，銅版印刷不方便我們就開了木版印報紙。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我們沒有路可以走。我們周圍吃了好多炸彈。我就找組織，去了東江縱隊。到了東江縱隊，一邊被國民黨包圍，一邊被日本人包圍。我們在裡邊待了一百天，後來到了桂林，又到了重慶。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錢，用唐瑜的關係。現在我們依然來往。八一電影製片廠是唐瑜搞起來的。那麼老的人物，現在只是一個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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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聰：筆底才情敵萬夫（4）

李懷宇 抗戰時期你和唐瑜、盛家倫、戴浩他們在重慶“二流堂”的事很有名。

丁 聰 “二流堂”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根本沒有這麼一個集團。我最早跟電影接觸，跟唐瑜結識。唐瑜後來跟潘漢年去武漢，就在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唐瑜很早就參加共青團了，從仰光到上海進了電影界，隨從潘漢年發傳單、坐監牢。唐瑜的哥哥是仰光的華僑，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