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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啊。人家問我為什麼喜歡畫荷花，我就說，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邊……你真的以為我畫荷花從這裡開始？人應該冷靜地對待這樣一種東西——尤其是畫家喜歡把每一件事情講得很有意義。如果畫革命歷史畫，那意義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實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養的積累畫出來。人死了以後，別人可能把你的畫講得非常有意義，每一個人說得都比你原先設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過一本攝影集，在裡面說，比方我家裡有一張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請拍賣行幫我賣掉，我去參加那個拍賣會，看見拍賣的人把我這張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後我自己把它買回來了。我本來沒那麼好，你一講我有那麼好，由不得我就自己愛上自己了（大笑）。沒有這麼了不起的事。所以我們需要冷靜、從容，有一點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李懷宇 我覺得你的畫難得的一點是，每一張都不墨守成規，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黃永玉 中國傳統繪畫有個特點，仿八大、仿石濤，這是正路，如果在國外，你要是仿凡·高，畫一輩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國的傳統就說我仿誰，還公開地寫在畫上。每個地方傳統文化不一樣，風格不同。至於創新，我是不同意的，什麼叫做創新？一個人能有多少新可創？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風格。一個人的創作道路里面有一些變化，也不叫創新，過去我們叫做“變法”。變法也要依據原來的基礎，不能完全脫離。改革開放初期，有一陣子大家學懷斯畫畫，有一個人有一本懷斯的畫冊，別人沒有，他就照著懷斯的畫來畫，人家說他創新，大家都有這本書了，喔，原來是照著懷斯畫的，就沒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認創新這個概念，我只承認好壞。這個人畫得好，那個人畫得不好。

黃永玉曾說，平生最喜歡的是文學，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但前三項都靠繪畫養著，因為它們基本上掙不到什麼錢。他的自傳體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寫到自己四歲時，已有二十萬字。

李懷宇 你的《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寫得怎麼樣了？

黃永玉 還在寫，不寫就死掉了，來不及了，再說不寫也可惜了，我覺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趕快寫。寫文章就簡單了，不像畫畫，要帶很多東西，一支鋼筆和一些稿紙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發現市場上已經有整本的在賣了，可是我還沒有發表哪，已經有盜版了。不過，盜版不盜版也沒有關係（笑）。另外還有一本，我女兒建議我趕快寫，那本在香港《明報》登過，叫做《大胖子張老悶兒列傳》。還沒有寫完，已經寫了三十多萬字，國內的人會喜歡看，但國外的人就不喜歡，因為他們不瞭解我們這幾十年國內的情況。

李懷宇 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你說很多年前跟聶紺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訴他有個很好的故事，他說：“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講。”

黃永玉 文學不光是講故事。寫文章也像作對聯一樣，上一句下一句，要講得有意思，結構、關係，但不是講故事，巴爾扎克講故事講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寫得沒有司湯達、左拉有意思。我用有點類似福樓拜的寫法，不要太緊張，從容一點，慢慢地說，站在故事以外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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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創作的起點是快樂（7）

李懷宇 我聽董橋先生開玩笑說過，你的文章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

黃永玉 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做的事情是寫文章，也比較快活，快樂的基礎是好多朋友喜歡看我寫的東西，那我就開心嘛。畫畫麼，我的朋友也喜歡，但畫畫更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賣錢，賣了錢可以請朋友吃飯，可以玩，但畫畫沒有寫文章這麼開心。

在北京萬荷堂，黃永玉喜歡請一些老朋友來聚會。黃苗子、鬱風、丁聰、王世襄、範用、楊振寧、張開濟、劉詩昆等人都曾在這裡留下歡聲笑語。“文革”時，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如今安享晚年，這些老人有了另一種從容的生活。

李懷宇 我覺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經歷了那麼多苦難，還是那麼從容，而且都很長壽。

黃永玉 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有知識的修養，也有人生的修養。前一段我對一個年輕的朋友說，你不要光研究勝利者的傳記，也研究一下失敗者的傳記，很多失敗者也寫了傳記，而且具有和勝利者寫的傳記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