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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他們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不守規矩，引入軍人干政，施展權術手段，就一帆風順。情勢逼著軍閥們不得不倒退著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後是主動倒退，在第二屆國會中，段祺瑞和徐樹錚，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殘。

在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會還正常運轉，覺得國會不合作，也只能是換一個國會，這個國會選舉的時候固然有舞弊，但總的來說還有規矩。到了直系上臺，曹錕想當總統，就直接拿錢買票，買了票還開收據。等到直系下臺，奉系當家的時候，乾脆就是軍政府，張作霖做大元帥，連形式上的代議制都沒有了。國民黨上臺，部分地學習蘇俄，實行社會控制，軍國體制貫徹得比奉系粗糙的軍政府，更勝一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說過，在*這個緯度上，民國政治是沿著下降線在行進。

民國的三個面相（4）

儘管在下降線行進，但作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當政者對於這個來自西方的制度還有相當的尊重，對於制度規定的公民自由，還是允許的。雖然允許的程度不一樣，北洋統治的多數時期，允許程度高一些，媒體罵政府，罵元首，儘管罵的很不堪，當政者也只好忍著。國民黨時期寬容度要低一點，但依舊允許民間自己辦報辦刊，頂多新聞檢查時，發現關礙文字，開天窗就是。殺記者的事，只有鬍匪出身的張作霖才能做出來，連蔣介石這樣的強人，對於跟自己唱反調的報人，比如申報的史量才，也只能採取暗殺手段對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報紙，抓人入獄。對於教育，北洋時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學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國家辦的國立大學，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證，私立和教會大學自不必說，因此，這一時期有眾多的野雞大學，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學。國民黨雖然推行黨化教育，但在學校師生的抵制下，最多隻取得了表面的進展，安設一個並沒有多少權力，且人人討厭的訓導處而已。

正因為如此，民國時期不僅文化藝術相當繁榮，而且思想文化和學術也有可觀的成績。高等教育，有長足的發展，那時大學學術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懷念。其中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這種繁榮最好的制度保障（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權利，但在大學裡，講*主義還是被允許的）。而這種制度保障，絕對來自於當政者對作為看起來似乎是表面文章的*制的尊重。應該說，一個“虛體”的制度能發揮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進化論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只要西方強大的現實擺在那裡，這個影響力就總會存在。

三，話語弔詭

進入現代以後，每個時代都會有主導的話語，民國初期的主導話語，是“適者生存”，這跟進化論的信仰直接相關。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流行的主導話語變成了“勞動”和“階級”，而後者最為重要，在“階級”話語流行過程中，“勞動”逐漸退為“階級”的輔助說明，自大革命始，“階級”一統天下。

“階級”是一箇中國固有名詞被賦予新意的概念，成為流行話語，起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由俄國人送來的，具有強烈的列寧主義色彩。列寧主義的階級概念，直接襲承*主義理論，稍有變通。*主義的階級理論，主要是針對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言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實際上指產業工人，特別強調其跟大機器生產、所謂先進生產力的聯絡，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至於其它的社會階級，封建主、農民等等，只不過是一些行將滅亡的社會殘餘，並不在理論的主體框架內。列寧面對的是落後的俄國，不大可能完全忽視農民，但在俄國革命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始終是一種被改造的被動附庸。

階級理論在中國，顯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為中國的產業工人，實在太少，而且太沒影響。階級話語，是一種革命的工具，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用來區分敵我友的基本準則，因此必須有所變通，這種變通，是符合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真義的。中國的階級話語，以毛澤東的論說最為典型，他1926年在國民革命期間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兩文，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式的階級話語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