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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等都做了極嚴的限制；特別規定對贊成、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參加共產黨，聲援和平運動和民主青年組織等謀求推翻現制度者處以七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1954年底至1955年初，努裡·賽義德與土耳其首相阿德南·曼德列斯談判，於1955年2月24日簽訂《伊拉克和土耳其間互助合作和約》（《巴格達條約》）。英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分別於同年4月、9月和10月在該條約上簽字。同年11月21日；巴格達條約組織正式成立。其最高機構為常設理事會；分為兩級：部長級理事會由締約國總理或外交部長參加；每年召開一次會議；大使級理事會由部長助理或大使參加。理事會下設軍事、經濟、反顛覆、聯絡等委員會。美國以“觀察員”身份先後參加該組織的經濟委員會、反顛覆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該組織在英、美操縱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一起形成了反對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包圍圈。在伊拉克民眾的心目中，努裡·賽義德也成為帝制時代黑暗統治的象徵。

20世紀50年代的伊拉克在經濟上也受著英美的控制。國家石油收入的70％掌握在外國人手裡。1951年至1956年，伊拉克用於發展工業的投資為9800萬伊拉克第納爾，僅佔同期預算總數的18％。1957年工業收入為2984萬伊拉克第納爾，僅佔同年國民總收入的8�5％。外國壟斷公司千方百計削弱本國資本。國內市場被外國商品全面佔領。在農村，地主、部落酋長、王室和寺院佔據著90％的農田，大部分農民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終身淪為地主的債務人。用一位伊拉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伊拉克農民的收入還不夠養活家畜”。農業生產方式落後，生產力低下。聞名於世的兩河流域沃土，只有大麥和椰棗勉強維持出口。王朝為了滿足帝國主義戰略和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的需要，年年增加外債，歲歲提高捐稅。市場通貨膨脹，50年代物價比30年代末增長六倍。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健康水平每況愈下，竟有50％的兒童活不到10歲就夭折，人均壽命只有30歲，庫爾德等少數民族境遇更差。

就在此時，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民族團結、統一的呼聲和要求。1952年7月23日，以納賽爾為首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成功發動了推翻埃及法魯克封建王朝的武裝起義。納賽爾從開羅向阿拉伯人發出呼籲：“做好準備，解放我們的祖國，實現統一。全體阿拉伯人要變成一個人，一個聲音，一個目標，從伊拉克到阿爾及利亞！”

20世紀50年代中期，萬隆不結盟首腦會議之後，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高漲，風起雲湧。在埃及，民族解放的鬥爭進入了關鍵性的時刻，美國把寶押在不再武裝埃及的愛國主義政權上，杜勒斯還撤回了對阿斯旺水壩的投資。於是開羅第一次同社會主義陣營簽訂了購買武器的合同。使搖搖欲墜的老殖民主義國家乃至全世界感到震驚的是：戰鬥的埃及從此（1956年）收回了蘇伊士運河的主權，阿拉伯人以巨大的潛力衝開了現代史的大門。

誰也不會想像到這一震動所有阿拉伯人的勝利意義有多麼深遠。這段歷史被記載在阿拉伯人的日記中，記載在歐、美領導人的備忘錄中，英、法兩個老牌殖民主義國家驚慌失措。

少年薩達姆獲取崇拜的資本

在那些光輝的日子裡，整個阿拉伯的氣氛變得如火如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火焰高漲，整個形勢變得似乎阿拉伯人民的一切願望和目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實現。

就在社會狀況如此混亂的時候，舅舅海里拉·塔爾法將薩達姆帶到首都巴格達。在巴格達，薩達姆考入了卡爾赫中學。資料表明，薩達姆在中學期間，有幾方面的情況特別突出：一是他對歷史學科情有獨鍾，用功最深；二是他對《古蘭經》教義產生了濃厚興趣；三是他性格中爭強好鬥的一面開始顯露。

卡爾赫中學當時是伊拉克愛國主義力量的堡壘，是反對外國佔領和腐敗政權的人力彈藥庫。薩達姆這個壯志凌雲的青年人在這座彈藥庫裡已做好了隨時為國家獻身的準備。一本描寫薩達姆早年生活的書中這樣寫道：

“當薩達姆突然從電臺裡聽到和從報紙上讀到‘三國聯軍’入侵埃及的訊息時，感到義憤填膺。整個巴格達也變成了一把火炬，人們高舉起拳頭，手挽著手面對努裡·賽義德傀儡政權，要求廢除《巴格達條約》，推翻對唯殖民主義者唯命是從的政權，支援戰鬥的埃及。

學生運動席捲了整個巴格達，薩達姆再也按捺不住參加到了示威遊行的人群中。

對外國人的仇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