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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被盜，只得順手掣過一把普通腰刀，“刀砍缺不堪用”，又提著兩個軍人迎敵，“群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死典韋猶可拒叛軍也。陳壽說：曹操招募間諜取回其屍並“親自臨哭之”。羅貫中說：曹操大哭“吾折長子、愛侄，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

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有言：“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其死驚天地泣鬼神，與鄭伯大致相同。不過，這裡我想說的並非他的武藝，而是這位第一猛將究竟為何而死。演義裡，曹操召妓，得一壓寨夫人，偏偏這美婦又是張繡的叔嬸。所以張繡說：“操賊辱我太甚！”，一怒之下便反了。可憐一代猛將，竟然如此悲壯地死於“主公”的色慾。

當然，典韋一直得領導的親睞，用“士為知己者死”也可以解釋。而對嵇紹來說，這個理由就勉強了。其父嵇康死於司馬昭之手，自己卻冒“忘其父而事其非君”（顧炎武語）的“不孝”罪名而仕晉。按說父仇不共戴天，不出歪點子搗亂就不錯了，哪還會有鞠躬盡瘁的道理？

出人意料的是，“鶴立雞群”（《世說新語》）的侍中嵇紹在“八王之亂”時跟隨晉惠帝與與成都王穎交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晉書&amp；#8226；忠義傳》）雖然沒有典韋的勇猛，但他有不畏死的慷慨之氣。敵方的飛箭像雨點般射入血肉之軀，鮮紅的血液，噴溼了皇帝的御衣。後來，侍從要洗去御袍上的血跡，惠帝哽咽著說“別洗別洗，這是嵇侍中的血啊！”

“八王之亂”，本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王權爭奪戰，卻讓人民飽嘗了亂離之苦，亡者遍野，嵇紹也把性命賠上了。

如果他當初堅持隱居不出呢？也許便可以頤養天年了吧。可是，歷史不存在假設。一個有才有志的人，當天下百姓水深火熱的時候，他不可能獨善其身。他也並非為榮華富貴而出仕，所以能在亂世中維持自己的原則和尊嚴。“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他卻拒而不答。我們來看他最後的“遺言”：出征前，“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良駿何為？’聞者莫不嘆息。”而且，在勇武有力的軍人和其他誇誇其談的百官都逃得無影無蹤時，只有他，雖無力殺敵，卻也從容赴死。

所以，連“痴呆不任事”的皇帝都為他的忠烈而感動，也無怪乎文天祥在《正氣歌》裡說：“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他也正是懷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腔浩然正氣從容就義的。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鄭伯，他是“掘地見母”的鄭伯的祖父，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宣王把弟弟姬友封到王畿之地陝西鹹林，國號為鄭（歷史上最早的鄭國），故稱鄭伯（三等諸侯國），為周司徒，史稱鄭桓公，也叫鄭伯友。他一生鞠躬盡瘁，為保護幽王死於犬戎之亂。

幽王即位，任用奸佞，“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是個正人，幽王不加信用”。滿朝文武明哲保身，用善良者的沉默，容忍著邪惡的盛行。“殷有三仁”則八百諸侯會於孟津也只能退兵，奈何此時的西周，已只剩下鄭伯一“仁“了。但他對於幽王“烽火戲諸侯”“千金買笑”之舉，還是批鱗犯顏。只是幽王聽不進逆耳忠言，一意孤行，終釀成國難。

“臨患不忘國，忠也。”是時，鄭伯並沒有趁亂而逃，而是大叫：“吾王勿驚，臣當保駕。”驪宮被圍，鄭伯手持長矛拼命保駕。“戎兵見鄭伯驍勇，一時驚散。”斷後時被犬戎鐵騎困在核心，但也“全無懼怯，這根矛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著手。”其勇猛，似乎比典韋有過之而無不及。犬戎主見取之不下，便教四面射出如雨飛箭。“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可憐一國賢侯，就此為昏君而死於非命。

危急時，幽王也曾悔悟：“朕不聽叔父之言，以至於此。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可惜悔之晚矣，而且在我看來，幽王不過暫時言語罷了，如若逃脫性命，大概也免不了故態復萌。

但忠臣們只要得此一句，便大多會感激涕零了，於是上刀山下火海，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他們謀國忘身，太正直太善良，太心軟也太理想主義了。“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他們以身相許精忠報國，卻又把匡世救國的理想寄託於君王身上。可惜，皇上對忠臣總是又愛又恨的，而且大多隻在急需“救命“的危